马班史学思想之异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这两部历史巨著,前者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冲破儒学思想的束缚,抨击暴君酷吏的丑恶;后者则力求“纵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治安良策,巩固维护专制统治。虽然二书均为纪传体,且《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就它们的史学思想而言,马班之异是十分明显的。从现代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得不说．班固的思想水平比不上那位先他一百多年的前辈。     

清末革命派的夷夏观新探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了洋人的朝廷。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知识精英借助西方的种族理论成功地论证满汉之别,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之辨",从而为革命排满制造了舆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

我国对正史的态度历来不一,对一些史学家的著史也有不同的评价,如对司马迁、班固这两位正史源头作家就有谁优谁劣的争论.从司马迁、班固的生活年代、著史背景、创作好尚等角度去分析并加以考辩,可知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争论他们著史谁优谁劣实没必要,能写出<史记>、<汉书>这样的史著实在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司马迁、班固义利思想比较

由于西汉武帝年间经济政策的转变、儒学思想的强化，两汉人对待义、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都为货殖立传，但目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义利思想亦存在有差异。司马迁重货殖，倡导义利并重，班固主张以礼法约束货殖，强调重义轻利。     

从汉唐时期胡服变化看夷夏观的演变

汉唐时期,民族交往较为频繁,表现在服饰方面,少数民族的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很大.汉唐时期胡服的变化折射出夷夏观的变迁.就其整体而论,胡服大致经历了两汉时期在中原地区初步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基本流行和隋唐时大为盛行这几个阶段.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的夷夏观也表现为夷夏对立、夷夏“未殊”及夷夏一家的变化轨迹.     

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看明清两代夷夏观

共同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代,尽管同样管辖着地域辽阔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但其夷夏观却截然不同,分别表现为"夷夏大防"与"天下一家"。明代修建了用于区分华夷、隔绝外族的万里长城,清朝修建了联通各族部落的避暑山庄。明清两代不同的夷夏观念筑就了明清之际不同的政治格局。清何以兴,明何以亡,这种兴亡之间体现的民族观念的优劣性,值得我们深思。     

先哲的启迪——从《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的差异看高中历史教师如何上好历史课

《史记·屈原贾生传》和《汉书·贾谊传》都有对贾谊的记述,但出现一些较大的差异：司马迁重视贾谊＂同死生,轻去就＂的精神,但对于其政治方面的记述过于简略;班固则重视贾谊政治方面的成就,而忽略其精神方面的贡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呢？文章作者就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这两方面进行探究,并且由此进一步寻找这些因素对于现今高中历史教师如何上好历史课的启示。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王夫之天下观和夷夏观

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面对明亡清兴的易代鼎革巨变,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观进行了重新解析和阐释。在王夫之看来,天下姓“公”不姓“私”,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天下”,而不是一姓之私的“私天下”。在夷夏关系问题上,王夫之认为,各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所禀受的天地之气也不同,因此民族习惯、民族文化也不同。他反对民族间互相侵扰,主张各安其所。在明清鼎革之际,王夫之继承了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强调保族固类,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反思和剖析王夫之的天下观和夷夏观,对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伦理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史记》《汉书》中的项羽形象刻画的差别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学上的两部鸿篇巨著,书中都有项羽的传记,但两书中项羽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且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有较大不同,这现象出现在两位以实录为特点的史学家手下耐人寻味。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班马比较论纲：思想史的地方性视野——简论关中学术文化的精神气质及其影响

班固和司马迁是关中文化孕育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自己终生的志业参与了根源于关中地理空间的长安文化的建构;班固和司马迁都继承了由屈原开拓的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精神,在各自的人生境遇中,他们表达出一种对浪漫主义内在矛盾的自觉及其超越的可能性;虽然班固和司马迁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有明显的差异,但共同的地方性视野促使他们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班固和司马迁的历史叙事具有某种神学本体论的意味。     

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

随着汉朝专制统治的加强,社会上“为尊者讳”之风渐兴,使得司马迁、班固著史的“实录”精神存有一定差异。本文通过比较马、班两人记载高祖、惠帝、武帝、元帝等西汉尊者的不同笔法,指出司马迁敢于逆批龙鳞,针砭当世;而班固在《汉书》中为西汉尊者隐恶扬善的心情表现得比较明显,他在著史的“实录”精神上逊色于司马迁。     

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时间解读

从时变的角度研究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影响历史的程度为尺度来评价历史人物的价值的,＂立功名于天下＂就是司马迁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人性为出发点,以价值创造的大小为着眼点,以社会的＂时变＂为落脚点,属于精英人生价值观。     

司马迁进步妇女观原因探析

《史记》中一位位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妇女形象,是西汉时期优惠的妇女政策、自由的妇女风气、人格独立的士文化与司马迁超人的见识和才干完芙结合共同孕育的一朵朵奇葩!     

浅析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其与儒家思想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对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论述,分析了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并且探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     

《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     

司马迁创作主张刍议

司马迁在文学创作上力主的“抒愤” ,积淀着社会、历史和个人实践的丰富内容。其《史记》所抒之愤既是个人的 ,也是群体的 ;既有讥刺 ,也有歌颂 ,可谓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 ,而抒愤的主要形式则是“隐约”。这一主张对后世文艺审美和文艺创作影响深远 ,后人继之 ,发展成为一种优良的创作传统和一种重要的理论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整合思想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能以或道或儒一家标准去规范。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司马谈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对此前的学术思想一视同仁 ,兼收并蓄 ,进行了不同于董仲舒、班固的学术整合 ,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