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输入观述论

在西方思想学说纷至沓来的“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对西方文化要“选择得当”。其理论依据是：其一，由于民族性所在，西方的文化未必皆适合中国；其二，他们认为“提倡新文化者”在输入西方文化上存在着误区——迷信、盲从欧化，有“偏”和“隘”的倾向；其三，西方文化的构成是广博、复杂、良莠并存的。要“选择得当”，前提是对西方文化有广博的了解、深入的研究、精确的判断，并且遵循一定的标准，如“真”、“精华”、“相互发明”、“补吾所缺”、“救吾之弊”等。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这些主张是比较理性和可资借鉴的，但是在实践中，他们却常常背离了理论上的“理性”。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文化活动网络剖析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中,学衡派、梁启超和张君劢、梁漱溟、杜亚泉的关系相对松散,但也互相支持。吴宓、梁漱溟、章士钊、梁启超、杜亚泉等人都有各独立的交往圈,这些圈子通过学校、报刊、社团等途径聚集起来。吴宓、梁漱溟、梁启超等人与上、下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有承上启下的关系。桐城派、江西诗派的人物给予章士钊、吴宓等人以支持。还有一批“宿儒”和“国学深湛”之士以及一批异国“同道”,也以各种方式令文化保守主义者感到“其道不孤”。这些人士各自的初衷和思考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理论、舆论和情感、物资声援作用,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     

论"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梁漱溟的文化思想

梁漱溟在"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文化思想,具有独特而富有思辨的性质.这种文化思想自有它产生、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内容.对他此时的文化思想作出新的考察和认识,对于把握及弘扬"五四"的时代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性叛逆与文化返乡的绾合--论"五四"乡土文学双重价值取向

乡土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母题。现代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本文以其中的“五四”时期为横断面，试图分析流贯于其创作中价值选择的一显一隐的两重性的纠结，即对乡土进行批判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眷恋之情。同时，从社会现实、文化选择的角度，进一步明确其创作风格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在与30年代乡土文学的比较中，加深对“五四”乡土文学鲜明特质的了解。     

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选择--兼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悖论

在全球化视野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并不是消融了各自的身份，走向一种完全的身份认同，恰恰相反，各民族、各地域文化越发显示了独特的风貌，民族文化所形成的不是大合唱，而是众声喧哗的局面。愈是片面追求全球化，则愈有可能失去本民族文化的个性身份，这一点可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片面追求现代性的失弊中得到佐证。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西方先进文化的选择与启示

五四时期李大钊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提出学习西方文化精华，中西文化互补，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等，经过对纷纭繁杂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反复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对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意义。     

论基督教文化与五四女作家研究的视角与走向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可以不断开拓和深化的研究课题，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与论述。五四女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过滤就表现出她们的独特性。把她们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分析她们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基督教文化在她们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这种宗教情愫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她们的创作个性和拓展女性文学研究。     

论五四时期的伦理文化

五四时期,在不同思想的相互论辩中,伦理文化渐次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于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性伦进化等观念的变化,而且体现于民众伦理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具有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意义     

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论评析

杜亚泉是 2 0世纪初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他的文化主张明显区别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 ,也有别于纯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五四时期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其思想体系斑驳繁复 ,芜菁并存 ,虽不乏深具学理性的文化思考 ,但又带有顽固保守色彩。其文化主张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文化调和论” ,在五四前后曾引起广泛关注 ,并对后辈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评析其文化调和论中合理与谬误的成分 :一、其文化调和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接续主义” ;二、他对中西文化性质及各自优劣的比较 ;三、他的文化调和论主张和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设计     

论吴宓的诗

吴宓的诗歌创作选择的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道路,“新材料”即“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反映了他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旧格律”则为其诗歌的表现形式,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因才力所限与炼意炼字功夫的欠缺,颇多不足,吴宓诗歌的特征与研究价值,主要在于思想内容而非其艺术性。     

简谈吴宓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吴宓先生一生从事翻译事业。他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在翻译时要注意选材，明确目的，并应坚持“首贵明显，再求典雅”的翻译原则。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先生的翻译实践中，使其在中国翻译界享有其特殊的地位。     

五四时期的朱德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在其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革命者很快由上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还有一类人，他们在社会上权高位重，生活优裕、却也转而信仰马克思并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朱德就是典型。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过程，是常人难以比拟的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研究五四时期朱德思想的这一转变，从中可以窥见五四运动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无法圆满的悲剧——我看吴宓及其文化理想

作为“学衡派”主要组织者和思想家的吴宓,始终无法改变其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性。这种悲剧一方面体现为他的古典主义理想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实际明显脱节,另一方面则在于就是吴宓自己也无法调和“亦新亦旧”的内外矛盾,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他成为了新与旧之间的孤独的文化旅人。     

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

吴宓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宽阔，涉及范围很广，在诸如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外国诗学与诗歌翻译等多个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对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概况、文学创作概况、出版的专著概况及未刊文章等方面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述评，无论对于吴宓学术还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都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艾凡赫》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1905-1937)

司各特的<艾凡赫>由林纾译介传入我国后,迅速成为推动作家创新和进步的有力杠杆.<艾凡赫>最早的中译本是林纾、魏易合译,1905年10月出版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而林纾较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看出<艾凡赫>和<史>、<汉>的共通之处,推动了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五四时期的文坛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收西方小说,<艾凡赫>以其史诗般的厚重内涵和宏大气势,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旧小说流水帐式的格局,这在当时是极富新鲜感的.事实证明,<艾凡赫>对郭沫若、茅盾、鲁迅、曾朴、李劼人等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湖南《大公报》副刊

在我国,副刊的发生发展自始与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五四"时期,为了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导致了人们对副刊性质和作用的新的认识,从而带来了副刊的变革.从"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副刊的嬗变,我们可以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它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可以了解它对"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从一个侧面窥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发展状况.     

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活动的形成及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戊戌维新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活动蓬勃兴起,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五四时期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组成部分,与当时人文学者的科学启蒙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激进与保守之争:重评"五四"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的风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出于新启蒙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学者,围绕对"五四"的历史价值评判,各执一端,针锋相对地对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与保守两股文化思潮的历史功过进行了阐发。对"五四"的重评,包含了学术界诊断中国历史文化症结和引导当下文化走向的强烈诉求;体现了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界对如何化解启蒙与保守、西化与民族化之间的间隔,以及寻求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