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游学活动实探

东汉时期由于统治奖崇儒术,广设学校,选举重经学、重名节,游举之风盛行,表现为游学内容的丰富性、游学方式的多样性和游学社会出身结构的复杂性,由此造就了大批专心述讲学的经学大师,培养和网罗了大批智能之士充实各级官僚机构,推动了儒家道德教化,促使师长与学生封建依附关系日益凝固化,并结成庞大的私人学术、政治团体。     

东汉后期游学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游学动机的变化、游学目的地的转移和师生关系的转变上。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游学活动促进了学术扩散,增强了各地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形成了崇尚名节的社会风气;最后,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助长了“清议”之风,并深刻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文化。     

东汉汝颍士人交游圈的形成及影响

汝颍地区作为东汉时期经济和社会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人才集中之地,素有“多奇士”之称。这不仅与汝颍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存有关联,而且与汝颍士人的交游,尤其是人物品评密切相关。在一系列交游关系的影响下,汝颍士人注重彼此间的奖拔和提携,不仅社会声望得以提升,而且政治和文化地位也随之提高,从而让汝颍士人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上升态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汝颍“奇士”的声名远播。     

论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与士大夫散文之变

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无疑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只来源于诸如“党锢之祸”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实士大夫群体抨击时弊、品论人物的清议活动,也对传统的文化要素有所发掘和运用,并在其间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形态。以士大夫散文为中心进行考察会发现,受汉末士人清议活动的影响,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群体倾向于以书面文辞来论政品人,这转变了传统章奏体政论文的创作方向,内容上抨击宦官之害和申救党人的文字增多,风格上具有了昂扬奔放的气势感。其二,人物品评风气的发展,催生出散文的新形态,识鉴人才的理论性著作和人物品评类散文开始产生,以郡书、家传、别传为主的杂传体散文也大量出现。     

早期五言思、别诗与东汉末年的游学、游宦风气

早期五言古诗中关于描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无论是数量或质量上都高出于同时代其他题材的作品,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早期五言古诗中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歌质多量高的社会原因,是东汉后期的游学、游宦风气所致。东汉末年游学、游宦者数量大幅增加,游子的艰辛使这些士人倍发思念远在千万里的亲人,加之这些“游子”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于是他们选择了这种富有浓重感情味的题材,表达了这千古永恒的主题。     

游学:从活动走向课程

想将发挥游学活动的教育价值,需要从学校层面对其进行顶层设计,一条有效的途径就是将游学活动课程化。作为一门课程,游学要有明确的目标、内容,除此之外,还要处理好游与学的关系,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并注意与其他学科的统整等。     

元代中原士人与文化传承

元代北方游牧民族入统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以姚枢、许衡、姚燧、孛术鲁翀、王恽、马祖常等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社会动荡、文化衰微的背景下,慨然以道自任,传承儒学,推行＂汉法＂,治理地方,教化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一定贡献。     

士人与山水文化

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是士人隐逸山水的产物。山水之美和士人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融合,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美。从先秦的比德山水,探寻山水中的哲思;到秦汉时期对山水的客观摹写,再到魏晋南北朝,融主观情感于山水之中,山水文化才真正独立存在,展现它独特的存在个性。     

从积极进取到继体守文:论东汉定都洛阳的根本原因

东汉定都洛阳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史学界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旧说大致有七种观点,但似乎都有不足之处。通过考察两汉之际的历史情形,综合政治形势、自然地理状况、时代精神等方面进行分析,东汉定都洛阳是必然之举。其原因有三:一是气候转冷,北方少数民族南侵势力加强;二是东汉之时代精神与西汉相较,自进取转为退婴,故无意与北方少数民族作坚决之抗衡;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时代精神起到了主要作用。     

宋朝江西地方官员与士人的救灾活动

江西在宋代获得大发展,但也不时遭遇自然灾害。江西地区的官员与士人是救灾的核心力量,主要通过赈给、赈粜、赈贷和办社仓来实施救济。官员与士人之所以积极参与救灾,既是因为地方财政的窘困和政府考核的压力,又受到了自身社会理想和赢得民心的双重驱动。     

唐代知识分子的旅游生活

唐代知识分子是闳放、开朗的大唐气象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旅游生活在当时盛极一时,本文拟就旅游在知识分子中兴起的原因,知识分子旅游生活的表现形式,以及他们的旅游活动对唐代社会的影响作一探讨,以冀深化对唐代旅游现象的认识.     

司马迁与汉代文士精神

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渴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正当他年富力强、事业即将有成时,却惨遭宫刑,于是他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方式,来彰显自我人生价值。不论是立身处世,还是立言为文,司马迁都是汉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汉代,乃至我国古代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司马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汉代文士的生活处境,而且可以窥视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东晋士人隐逸观

东晋时期士人中处优出劣和出处同归两种观念并行。受郭象玄学影响＂,守分任性＂隐逸观渐流行。东晋士人想象中的隐者风范表明：士人所认同和欣赏的理想人格是儒道兼综的。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元代南人北游述论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因缘,蒙元一代士人的游宦、游学、游历蔚然成风,其中的南人北游特别值得关注。南人北游水陆兼行,可分为干谒之游、朝圣之游、治学之游、山水之游等四大类型。作为蒙元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江南儒士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超越、对儒家理想信念的坚守以及对士人游的传统的自觉继承,另一方面又具有蒙元的时代特征,带有文化寻根的意味。南人北游也推动了文学创作题材和风格的转变,促进了南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养士之风与汉初的豪族政治

汉初政治是郡国并行体制。汉初同姓王的分封原则，基本是一种西周宗法制度之下血缘分封原则的复兴。可以说汉初的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六国之政治传统。王国政治作为汉初政治的一元，使汉初政治无疑也具有了多元政治的雏形，养士之风的重新兴起，或许可以说是六国传统复兴的一项主要内容。汉初养士可大致分为诸侯王之养士、外威大臣之养士和布衣豪杰之游侠养士三类。他们借养士而形成一股力量或以对抗中央、或以对抗政府、要么就是权力斗争和个人私怨斗争的工具。但这种情形总是与逐步加强的中央集权的潮流相逆的，所以到汉武帝以后，成为中央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因失去生存的环境而逐步衰竭。     

东汉汉译佛经考论

本文综合前人研究及经录记载，对东汉汉泽佛经详加梳理，确定了可靠的东汉汉译佛经数目及译人归属。     

试论两汉对宋玉的评论

汉代的评论者并没有将宋玉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对象,对宋玉的评论始终笼罩在屈原形象的阴影之中,也未能完全从文学的价值取向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宋玉及其作品.但是古代对宋玉的评论毕竞肇始于两汉,汉人关于宋玉其人其作的看法和观点,对后世研究与评论宋玉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学校教育和建安七子受儒学的影响等历史事实,决定了儒学在汉末和建安七子思想中仍据主导地位.这种儒学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前此的儒学相比,表现出适应时代之要求的新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