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福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指出在加入WTO的形势下研究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析了当前福建地方政府职能存在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提出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除了采取全国类似的措施外,还需根据福建自身特点调整、增强某些新的职能的建议。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

财政是各级政府行使职能的基础,按照层级政府的要求,必须建立与之适应的财政体制,以保证政府职能与财力的匹配。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改革具有时序上的一致性,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了地方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同时,由于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受到制约。     

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探讨

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体制转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建立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客观需要。我国处于由计划走向市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具有一定的艰巨性。明确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区分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     

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财政体制制约与对策

财政体制是影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地方财政预算约束软化、财政层级与政府层级的矛盾以及财政分权与政府中央集权的矛盾,导致了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不足,职能转变滞后。要通过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协调财政层级与政府层级的冲突,赋予地方较多财政自主权及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政府行政职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政治体制也必须作相应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转变城市政府职能 ,进行城市政府机构改革。本文分析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市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的弊端和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 ;运用政治学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政府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进行了探讨 ,初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政府的行政职能是什么 ,怎样做以及履行政府职能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等问题     

政府职能建设与我国公共行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职能重新定位,真正把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加强政府职能建设,转变官员角色观念,坚持公共行政的独立程序与技术性,加强公务员建设, 以此改进我国公共行政,重塑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与效益。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论纲

全面履行职责,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中国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对二十多年转变政府职能工作的总结。强化公共服务,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继续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新阶段。从理论上说,提供公共服务既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也是增强国家社会属性的要求;从现实上讲,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政府职责是有差别的,要适时调整。中国在经济不断发展,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要通过对政府职能认识的深化和定位的细化,把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并带动政治发展的进程。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大部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实现政府职能结构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目标。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该集中反映改革的实质和目标要求。因地制宜、职能适应、有机统一、社会协同等原则确立了对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实践的指导框架,引导并规范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在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中,尚存在某些认识上的误区和实施上的不足之处,需要加深对改革基本原则的认识与把握。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与路径

政府作为国家的化身,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职能,即整合社会公共文化的职能;维系社会有序运行的职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选择政府理念的困境;二是定位政府角色的困境;三是精简政府机构的困境。因此,政府职能转变有三点对策:第一,选择"协同政府"理念,引导政府职能转变;第二,提高政府能力,细化政府职责;第三,优化政府人力资源,消除机构臃肿。     

政府职能转变与正确履行职能

文章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一主题,从政府职能的界定出发,比较西方发达国家职能界定的特点,分析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分析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要求。     

当前我国社会信任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

目前的中国,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市场各利益主体之间,以及一般社会成员之间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信任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步发展有关,也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人格信任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满足现代社会需要的制度信任出现了失序有关。因此,要治理当前我国社会信任问题,必须着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健全法治,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公民的信任教育等。     

我国政党制度权威建设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政党制度权威面临各种挑战:政党制度权威的历史合法性逐步减弱;世界民主化浪潮对我国政党制度权威造成冲击;主流意识形态遭遇思想多元化的樊篱.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1957年-1977年的波折对我国政党制度权威造成的深远影响,也受到个人权威和领导权威的制约;既是将政党制度权威等同于执政党权威的直接后果,也受到“政府失灵”和“绩效困境”的影响,而腐败现象的蔓延更加剧了政党制度权威弱化的趋向.     

地方教育立法与教育体制创新研究

60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就是教育体制不断改革创新的进程。中国教育的继续发展离不开教育体制的改革,如果囿于现有体制,那么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之路必然艰难。但是可以从地方入手,以地方教育立法为主进行教育体制的创新改革,地方可以先行从教育资源的成本分摊机制、教育资源的分配享用机制、教育资源的组织管理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创新立法和机制创新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论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对政治转型的双重影响

转型时期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成为俄罗斯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俄罗斯利益集团在利益的驱动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主体,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双重影响。其积极影响有：对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社会化进程的促进;对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和探索;推进俄罗斯外交决策的转变;其消极影响有：消解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寡头政治;利益集团的游说和俘获成为俄官员腐败的重要外因之一;地方利益集团的兴起造成地方分离主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寡头政治参与使得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局更加动荡;阻扰俄罗斯的立法公正和重大决策;充分认识其双重影响,对于积极治理利益集团,处理好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新农村视阈下的乡镇公共服务型机构的强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乡镇机构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必须要求和应有之义。新形势下,我国乡镇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服务职能的严重缺失。因此,当前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彻底改变伴生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乡镇政府机构,设置合理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机构,并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乡村社会和新农村建设。     

政治文明语境中我国的政府现代化及实现途径

政府现代化作为政府以自身及其运作的合理化为目的而进行的持续变革的过程,是政治文明建设题中应有之义;着眼于政治文明的理论视野,我国的政府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政府职能社会化转变不力、公共行政理念的创新程度不够、公共权力异化以及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政府公共行政的现代化手段推行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要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必须积极寻求我国政府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和谐性过渡——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浅析

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中,提到了关于现代化中国家在从传统政体到现代政体的过渡性问题。在过渡中必然面临各种发展目标冲突的困境,对这些目标之间各种变量的把握与平衡成为和谐过渡中的关键。其中,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与政治现代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的阶级性;政治输出与暴力、腐化;政党与利益集团;权威与民主;作为变量的文化因素等是其中比较突出与关键的变量,体现了亨廷顿作为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为背景的,但是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借鉴作用。     

政府与学府:权威博弈、伙伴关系与责任指向

从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看,政府与学府经历了由“分立”到“缝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府的社会治理作用不断强化,在社会治理结构中逐渐成为仅次于政治权威的另一种权威即学术权威。在现代社会的治理体系中,两种权威正发挥着不同的治理作用,两者的博弈也时时刻刻地存在。两种治理权威在多次博弈后,通过营造伙伴关系,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轴心力量”,因此,两者也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治理责任。     

试析地方保护主义的政治影响

地方保护主义破坏国家政策、法律统一,削弱中央权威;加剧地区不平衡,危及社会稳定;破坏政府的公共性,损害政府形象;滋生腐败,助长权钱交易。地方保护主义的政治影响必须引起重视,如果不对之加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可能导致地方政治上的离心倾向。     

Structural Change,Leadership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Improvement: Perspectives from South Africa

This article comments on leadership within mainstream literature on school effectiveness/improvement, where it is almost always considered to be a factor of chang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systemic school improvement, particularly for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wider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in South Africa’s case,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apartheid to democratic government. These structural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are often glossed over in models of school effectiveness/improve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dysfunctional and resilient schools as a legacy of apartheid, and of the slow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the article argues for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school improvement.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states in transition require a different theoretical le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wider social changes on schools. In such societ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s a precondition for sustainable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 and this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sing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school change more gener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