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西方言说——论周作人“人学”思想

“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散文创作的思想基础。西方“人学”观念以翻译形式进入中国,脱离原来的文化语境后,便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众多的研究者都将周作人提倡的“人学”定位于对西方“人学”的回应。但在非西方的文化语境中谈论西方“人学”,必定会是一种中国式的界定。     

论"五四"前后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

“五四”前后周作人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为: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自然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周作人对现实人生是给予了较多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其对妇女及儿童问题尤为关注。而真正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社会———道德理想的是其对“新村”运动的提倡,随着“新村”理想的破灭,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也走向了无奈失落。总之,“五四”前后的周作人是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和坚持者,他为“人”的觉醒和确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普世诗学：周作人早期文论的基本质态

周作人“人的文学”中的“人”不主要指“个人”，而是指“人类”，因而他的“人的文学”不是“个人本位主义”的文学，而是“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他的“平民文学”中的“平民”也不是“民粹主义”意义上的“平民”。而是泛指“人类”，因而“平民文学”不是有关底层民众的文学，而是关于人类的文学。由此，普世诗学构成周作人早期文论的基本质态，而不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所谓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中庸主义"思想初探

五四时期，周作人作为文学领袖之一曾对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作人没有迎潮流而上，相反走回了一个狭小的自我空间，依然高谈“个人主义”，崇尚“尊重个性”，把个体生命价值放在首位，推崇无功利、无目的的“纯文学”艺术观。周作人的“中庸主义”思想是催发其跳跃性质变的核心因素。     

个人主义视域下的“人情物理”观——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与儒家思想研究之一

对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关系的考察能够深入把握30年代周作人思想的整体状况及其存在问题。在个人主义的价值视域中,周作人对儒家唯理主义的阐释,对人情物理内涵及源流的爬梳,实现了其对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阐释,但也充分暴露出其个人主义思想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化困境。这构成了30年代周作人思想的独特景观。     

“人的文学”世俗性阐释与启蒙效应的终极想象——1918年的周作人与现代文学发生的一种可能性

周作人以一种体察与沟通的姿态将启蒙对象的生存欲望与基本欲求作为启蒙理论建构的基点以及文学创作的尊重对象。他的“人的文学”理论借助个人主义所展现的深切的世俗性视野,不仅使得启蒙群体视野中批判对象从承载了抽象的劣根性的模糊概念落实到可以依凭的现实语境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指示了一条启蒙者在进行社会批判之前所应采取的必要的切入视角与可能的审视立场。他尽量避免完全将理论设置中的启蒙者与受众的二元对立关系完全移植到现实的体察上,而是在现实的体察中将个人体验与批判视野融合,在世俗景观中体验启蒙力量发生路径的可能性。从个人主义的“世俗性”阐释到平民文学中强烈的启蒙立场再到贵族性的超越精神,周作人文学革命建构理论逐步从世俗景观的体察走向形而上的意义追寻。用贵族性精神的洗礼来提升世俗性视野的精神品格,周作人实际上在追求理论的完善与超越。“贵族性”的阐释实际上构成了周作人关于启蒙效应的终极想象,或者说“贵族的精神”成为周作人衡量启蒙精神指向的最高标准。     

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的困境

30年代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综合体,其中有西方个人主义关于人的独立、自由和发展的观念,也有以蔼理斯“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生命本体意识,在时代的作用下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了30年代周作人个人主义思想趋向保守的总体特点.更为内在的问题是,周作人对自我与理性的绝对坚执使他深深陷入了自以为真理的乌托邦心态之中.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杜春海在《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一文中指出:周作人的各个思想层面都是以个人本位主义为中心轴呈放射状展开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本质已经渗透到了他思想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个人本位主义已经成为周作人复杂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由此而演绎出来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及双重人格等思想因素共同作用于周作人各个时期的人生选择。因此,我们认为,周作人最后选择背叛祖国、民族的道路是他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的堕落失节不是哪一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个人主义"抑或"整体主义":当代教育的路径选择

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两种彼此相对的价值取向.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主导观念,它强调以学生需要为本、学生个性化与儿童的个人理解;整体主义是东方文化主导观念,它强调以社会需要为本、学生社会化与强制性灌输.当前,无论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都陷入了困境,需要得到整合和超越,即纳入集体化内容,丰富和充实当代语境下的个人主义内涵,从而将教育改革建立在坚实的"整体化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根基之上.     

“个人的自大”与“个人的解放”──鲁迅、周作人片论

鲁迅的“个人的自大”与周作人的“个人的解放”看似语言相仿，然而，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却始终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对传统文化中“合群的自大”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强调的是个体鲜活的生命；而周作人的“个人的解放”则是作叛国的遗民的潜台词。     

"个人的自大"与"个人的解放"--鲁迅、周作人片论

鲁迅的"个人的自大"与周作人的"个人的解放"看似语言相仿,然而,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却始终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对传统文化中"合群的自大"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强调的是个体鲜活的生命;而周作人的"个人的解放"则是作叛国的遗民的潜台词.     

“个人主义”抑或“整体主义”：当代教育的路径选择

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两种彼此相对的价值取向。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主导观念,它强调以学生需要为本、学生个性化与儿童的个人理解;整体主义是东方文化主导观念,它强调以社会需要为本、学生社会化与强制性灌输。当前,无论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都陷入了困境,需要得到整合和超越,即纳入集体化内容,丰富和充实当代语境下的个人主义内涵,从而将教育改革建立在坚实的“整体化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根基之上。     

周作人与世界文学

本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周作人与世界文化之间的联系:作为文学家,他提倡“人类的文学”;作为翻译家他大量译介世界各个民族文学与文化方面的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宝库;作为评论家,他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指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为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     

周作人的"人学观":"人"的发现与"人类"的乌托邦

周作人"人的文学"无论作为一个命题还是作为一种观念因为包含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具有全新的意义和价值,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灵肉一元论"的思想背后隐含着科学、和谐与人类大同的人文理想。但透析其思想实质,"人"的发现是其思想结构中具有进步性的因素,而"灵"所象征的"人类性"则具有主观和幻想的色彩,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外衣。     

论周作人的审美主义

周作人的审美主义,是在现代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对称博弈的场景中形成的,其核心是传统的“乐生”观念和现代的“大地”意识对道德、宗教、国家等意识形态保持着警惕与疏离,强调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构建此在人生和艺术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超历史的局限。     

从"余情"和"涩味"谈起

在周作人的文化和创作实情中，“涩味”和“余情”这两个概念相互关联，并且有深刻的内在意义，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概念来解读周作人的作品和思想，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包括含着闲适享乐，对文化选择和启蒙的怀疑和深刻的苦涩等复杂意味，而所有这些意味折射出周作人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的人生品味和文学立场，也使周作人区别于和其他的自由主义作家，这样的解读中，周作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或可呈现。     

漫谈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

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是在他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体认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原因和周作人个人思想的局限,他“复兴千年前的旧明”、“化至上主义”、“儒学化中心论”等“新儒学”理论主张,虽然表达了周作人改造社会现实、抵御外来化侵略等主观愿望,但这种在传统知识分子化心态和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立论依据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没有起到过任何积极作用,而它的负面影响却十分明显。他附逆期间“儒学化中心论”主张,与“曲线救国论”没有质的区别。     

鲁迅不应离我们远去

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这或许是事实。但我却并不以为然。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当然,鲁迅与周作人是亲兄弟,鲁迅也并不知道周作人的“后事”。但即使从周作人的“前事”而言,他与鲁迅的地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     

周作人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简论

本文认为：个人──人类的同一、“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合致,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伦理思想与文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共同特征,前人研究周氏多强调其五四时期倡言“人生派文学”所包含的利他主义伦理倾向是对周的误解。     

周作人附逆心理探微

周作人的附逆是其一生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史实梳理和心理探究,也是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方面。周作人的附逆暗含着微妙而复杂的心路历程,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形势判断的失误和文化选择的保守使得他坚持个人主义而远离了集体和大众,欲超脱现实政治而实陷于政治泥淖,而其文化心态中的儒释之学及对日本文化的钟情,奠定了他附逆的思想和心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