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捅漏子”辩

一些领导把报道员写批评稿件,叫做“捅漏子”,这是不公平的。一名通讯员看到不少基层部队都办起了军乐队,占了大量的兵员,耗费了不少资金,便以向部队建设负责的精神,写了一篇《师以下单位大办军乐队弊多利少》的稿子。稿子刊登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对指导部队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名作者在本单位却交了厄运,领导硬说他捅了“漏     

邓小平：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动乱的局势。     

“阵痛”之后

有些同事抱怨考题偏向编辑工作的考生,但想想国外的大出版公司区区数人,工作效益却实在骇人,编印发一体,我们实在无法抱怨考题范围太广,只能怪自己知识太少。出版要与国际接轨,我等从业者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熟悉出版的全貌。     

“大包干”之后

中国的改革,从"大包干"开始.当时,关于"大包干"的报道铺天盖地,主调就一句话:一包就灵! "大包干"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大包干"是不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大因素?采访农村,观察农村,接触无数个农村致富的典型,我的结论是:引发农村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不是"大包干",而是逐步放开和逐步成熟的市场经济.     

“限娱令”之后

点评： “限娱令”下发之后,直接受到影响的是各地卫视,特别是一些以娱乐节目见长的强势卫视。这些卫视顺政策而动,均忙于积极调整自己的节目编排。一周下来,娱乐节目死伤一片,有的干脆直接被腰斩,有幸活下来的大部分节目,也破打入“冷宫”,踢出了黄金档。一些卫视开始忙于新节目即道德建设类节目的研发,一些卫视开始加大对电视剧的投入,而一些弱势卫视依然还处于观望中。     

读《“落选”之后》之后

4月9日,新华日报《细流集》专栏中刊登了胡达华同志撰写的《“落选”之后》一文,阅后,深感是篇好文章。一是时效性强。文章发表时正值各地政府换届选举,因此,此文对落选的同志来说,教育及时,又有针对性。     

当我被评为厂里的“新闻人物”之后……

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年“五一”节前夕,全厂1000多名职工评选我为“本厂10名新闻人物”之一。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信任和鞭策,更重要的是对党的新闻报道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回想自己走过的路程,心里颇不平静。过去,自己总认为群众对业余通讯员的工作并不理解,觉得写稿是一种“得不偿失”,“吃力不讨好”的事,听到个別同志指责我写稿是为了“捞外快”“迎合领导”“想出名”等等,就十分“委曲”。我想,自己放弃休息,利用业余时间采访、写稿、送审、邮发,这占去了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稿件发出后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刊用,我所付出的劳动代价,却得不到应有     

拜读“我与《图书馆杂志》”征文之后

自从我们刊登了“我与《图书馆杂志》”征文启事以后,对征文的企待正如扬州制药厂图书室陈金梅在征文一开头所表露的热切心情一样:“每当双月的下旬,我一到收发室,面对当日各种刊物,眼光总是搜寻着她——《图书馆杂志》。然后随即检出,来不及登记,即细细阅来,贪婪之情连自己也感到惊奇。”陈金梅读者搜寻的是《图书馆杂志》,而我们     

书记“主演”之后

某地不久前办了一个电视台,尽管只有一部录象机,当地熟人的面容也能在电视屏幕上显现出来。“××上电视了!”这个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引起了领导和群众的浓厚兴趣。可是一周一次的电视新闻,大都是会议消息,不论是大会或小会,书记又常常到场,录相机的镜头自然多是对着主席台中间的书记,时间一长,人们便诙谐地说:“我们的电视台,书记是‘主演’”。何以成这样?据说,会议组织者认为,自己的会倘     

“人体大战”之后

出版界的“人体大战”基本结束了。战果是70多种版本、近1000万册各类人体美术画册、摄影集等图书被印制出来,源源流向社会;消耗了一大批高级纸张及其他印刷材料。论经济效益,有的出版社获得了一笔可观的     

“紧急关机”之后

“澳星”发射不顺令人扼腕,而电视台现场直播同时实施“紧急关机”,将画面定格在火箭点火瞬间达几分钟之久,尤其让人失望。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在焦虑的等待中,忽然想到现场报道的记者是否一时手足无措,不得不以静待动?     

不说“实话”之后

《电影传奇》的工作室里，有一间大屋子摆着工作台和设备，满地摞着箱子盒子，有的地方几乎下不去脚。崔永元踮着脚迈到这边墙根儿打开一提箱，拎出一台摄影机，插上胶片盒：“这是我最近买的老摄影机，德国产的，现在都没人会用了。”到对面墙根儿，指着一个方铁发盒子：“这是《武训传》一套35毫米拷贝，民间收的，哪天我弄场放映。”     

“碰壁”之后……

从大学的毕业实习到进工作单位开始正式的记者生涯只有近一年的时间。要说进入新闻圈后,什么是感受最深的,那就要算是采访中的“第一关”约人了。 记者的工作无非分两个部分:采访与写作。写作以采访为先,采访又以约到采访对象为先。而这正是我觉得最难、最费周折的。 以前,新闻媒介还不多的时候,作为一个省级党报的记者,要采访一般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据说只要一个电话便可以了。而如今,媒介多了,竞争也激烈了,往往一个新闻事件,总有十多家新闻单位蜂拥     

“两进”之后再探索——我的值班手记

上轮值班，本人记下了辽宁日报“进家庭、进报亭”之前，在改革创新方面的点点滴滴。本轮夜班的值班手记，记录的是“两进”之后，为进一步提升报纸质量所做的一些探索。     

“五四”之后“学习节”

“五四”青年节后一天，即五月五日是“学习节”。此节未必尽人皆知。     

如果我上当之后……

商业部长胡平在武汉商场花了近50元买了一双“一日鞋”,惊震了武汉三镇,它被传为趣闻;新闻媒介自然热闹一番,不吝篇幅地揭发这等戕害顾客的劣行。据悉,9月9日《长江日报》披露了详情,并作连续报道。见报后事隔三十多天,新华社再发了题为《商业部长上当之后》的电讯。其间当然少不了各地诸报纸的助威;报道加评论,形成一个强大的火力网,深得人心,我也额手相庆,老鼠过街自应人人喊打。额手相庆之余,我突然想到提个问题问记者,如果“我上当之后”呢?其实,那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何况芸芸众生的我如此类比有点不自量。好在胡平部长自己也有近乎将心比心的想法,我就斗胆披沥     

刘伯承“被牺牲”之后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重创蒋军。在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同民党故伎重施,同民党中央社“爆料”刘侗承“负伤”、“牺牲”,谣言迅速传开。     

“融冰”之后的挑战

摆脱"小泉梦魇"之后,中日关系终于走出一个漫长的严冬。从去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行,到今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半年以来,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强烈愿望。双方开始以务实、理性的态度看待彼此间的分歧,使中日关系的改善有了机会。历史问题,领海纷争,价值观的巨大差异,民众情绪的对立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问题,似乎都能在中日关系之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必然是漫长而艰难的。而温家宝此次的日本之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的开始。人们期待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冰川"在这次访问后逐步融解。而在这之后,双方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耐心和理性,去排解影响两国关系"一江春水"的暗流潜溪     

“打开斯金纳箱”之后

科学研究是在把复杂分解成简单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事物认识的过程。现代心理学自从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用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对人自身的理解。人自身的复杂性与科学研究简单化原则似乎成了盾与矛的关系,导致心理学一直没有出现像物理学、化学等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心理学圈外的人在质疑心理学的科学性,心理学圈内的人在争论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取向。但是必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