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忠墓志铭》考释

《尹忠墓志铭》出土于腾冲益群中学新校址的足球场,证明云南汉族并非史家所说都来自明代的军屯、民屯、商屯,腾冲尹、段、寸等宗族就是明代以前的土著白族发展而来。同样＂,和顺＂以前的地名,如＂阳温登＂等,也非汉名,而是白族地名。     

北宋《石熙载墓志铭》考释

作为宋太宗朝唯一一位以文臣充任枢密使之职的官员,石熙载在北宋初年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史》有其传记,其他史料亦有记载,但内容颇少。《石熙载墓志铭》详细记载了石熙载的个人情况、家族世系、仕宦经历以及文学成就,可补正史之缺。在结合正史记载的基础上,考证志文内容,梳理石熙载家族世系及其迁徙情况,可以填补北宋时期石氏家族研究的空白。此外,在宋太宗崇尚文治、"以文抑武"的背景下,探析石熙载充任枢密使的条件,为北宋初期文臣充任武职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伪齐《傅肇墓志铭》考释

《傅肇墓志铭》出土于济南市,志主傅肇伪齐修职郎致仕。傅肇名虽未见于《宋史》《金史》,但其墓志不仅详细记载傅肇生平仕履及其家族情况,还涉及到金册立刘豫时间、新泰县归属、伪齐阜昌进士和金代图书辑补等史实,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阜阳新出《大元魏氏夫人墓志铭》研究

大元魏氏夫人墓志铭是近年皖北元代考古中的重要发现,它的出土为考证元代状元李黼的籍贯与家族世系、确认元代工部尚书李守中家族墓地的位置与布局、校勘李守中墓志铭自元代以来传抄刊印之讹谬、梳理阜阳颍州西湖变迁史、研究元末刘福通红巾军破颍之役、解决皖北元史文献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具有重要的“证史”、“校史”、“补史”作用。     

济南出土东魏崔氏墓志铭考释

《大魏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南阳邓恭伯夫人崔氏墓志铭》，无论其历史文物价值．还是其艺术鉴赏价值，皆可谓北朝墓志的精品。铭中所记崔、邓联姻的文字，为研究南北朝门阀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明户部左侍郎吴原墓志铭考释

吴原是一位政绩卓的明廷京官。1960年9月，吴原墓志铭出土。墓志全1462字，为人们了解吴原的生平家世及明代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研究书法艺术保留了珍贵范本。     

北魏墓志铭有关"坟墓"义的复音词考释

本文拟以北魏时期的墓志铭为材料,考释墓志铭中出现的有关“坟墓“义的复音词,探讨北魏时期有关坟墓、死亡、阴间的思维形式,并力求从一个侧面揭示汉语在北魏时期的语用特征和汉语书面语的使用习惯,为研究汉语词汇史提供资料.     

启功六十六岁《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原拓苏孝慈碑》考释

隋代大臣苏孝慈墓志,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陕西蒲城出土。碑文内容多与《北史》、《隋书》的相关记载相契合,又可以补充文献史料记载的不足,并且可以校正《隋书》记载的错误之处,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从书法及汉字的演变过程看,苏孝慈碑是隋代书法的代表作,与唐代的楷书十分接近,是唐代欧阳询一派楷法的先驱。研究该碑文,可以为汉字楷书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原拓苏孝慈碑》考释

隋代大臣苏孝慈墓志,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陕西蒲城出土。碑文内容多与《北史》、《隋书》的相关记载相契合,又可以补充文献史料记载的不足,并且可以校正《隋书》记载的错误之处,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从书法及汉字的演变过程看,苏孝慈碑是隋代书法的代表作,与唐代的楷书十分接近,是唐代欧阳询一派楷法的先驱。研究该碑文,可以为汉字楷书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元代张弘略事迹考略——以张弘略墓志和神道碑铭为中心

利用近来刊布的张弘略《墓志铭》和《神道碑铭》,对张弘略的事迹作一考察,可以补充和纠正《元史》中有关张弘略的信息,揭示元初所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并确定《神道碑铭》是《元史·张弘略传》的主要史源。     

北齐崔頠墓志探考

考证一方北朝清河崔氏的墓志 ,撩起那一时代宗法政治的台幕一角 ,具有很强的史学意义。     

陈垣与《校勘学释例》

陈垣校勘《元典章》，对校出的12000条错误进行分析和概括，撰写完成《校勘学释例》，从而揭示出古代典籍的窜乱通弊，对历代校勘古籍的方法、通例和一般原则做了系统归纳和总结，使校勘学走上科学的轨道，奠定了校勘学的理论基础。     

北宋仇公著墓志考析

仇公著墓志涉及到宋代名臣王尧臣的有关事迹和抗金官吏仇 余心 的籍贯世系 ,不仅可补史缺 ,而且可证史实。加之志文书法流畅清新 ,颇具艺术观赏价值 ,故将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唐李适之墓志疏证

洛阳新出土唐代李适之墓志铭完整记载了李适之的仕途变迁,对其婚姻、生平事迹及相关记载也可补传世文献,体现了出土石刻史料的证史、纠史、补史之功。     

略论北齐袁月玑墓志

北齐《袁月玑墓志》的出土,对南朝以降的著姓高门陈郡谢氏与济阳蔡氏的谱系颇有纠补之益。志文中对月玑文辞、书法造诣的赞颂,客观上也丰富了世人对蔡文姬以及《三都赋》作者左芬两位才女的认识。根据题铭位置与文献记载推知,南朝墓志的序、铭往往由两人分工完成,《袁月玑墓志》的出土,为这一推断又增添了一件有力的依据。     

元、明、清习家池考辨

习家池大约于元中前期迁建于阎家冲山谷西端的白马泉源旁的今址,可能因迁建的习家池规模太小,工程质量太差,民族矛盾的影响而失去记载,至明代正德年间始有重修记载,经明代两修、清代三修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和规模,其格局、内容等方面和汉宋时的习家池有很大的不同,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唐孟珏墓志考论

洛阳新近出土晚唐孟珏墓志详细记载了孟珏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诸情况,可补传世文献之阙,为唐代相关研究提供新资料。结合其家族墓志又反映出晚唐墓志撰书的至亲化特征。     

腾冲出土明代墓志铭简介

腾冲出土的明代墓志铭,有力实证了腾冲明代历史和汉族文化,可证地方志书的准确性,亦可解地方志书之误,是研究地方文化十分重要的物证。     

元代庆元路书院考

元代庆元路是书院教育发达的地区,有书院十二所,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除了慈湖书院以外,庆元路绝大部分书院传授程朱理学,反映了元代理学逐步一统天下的情况。从书院建筑布局和书院管理来看,元代书院出现了明显的官学化倾向,反映了元朝国家对书院管理和控制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