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悲剧理论管窥

在西方美学中,亚里士多德算是悲剧理论的发轫者,他的悲剧理论中的“净化”说(Katharsis)、“过失”说等一直是悲剧理论中不断被探讨的问题。其后,美学家狄德罗、席勒等也曾就悲剧问题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实际上,悲剧理论在黑格尔美学中才得到了较完备、较深刻和集中的研究。黑格尔悲剧的最大特点是首次明确地把矛盾观引入悲剧理论,从而提出了悲剧的本质是“两种片面合理的善的实体力量的冲突”的著名观点,另一方面,围绕着悲剧冲突理论的研究,黑格尔也深入阐发了有关艺术本质的重要问     

对《雷雨》中周朴园的重新认识——试探周朴园丰富的人性

曹禺先生笔下的周朴园,他既是《雷雨》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担者;他既是“大家庭罪恶”的制造者,又是周鲁两家悲剧的直接受害者;他既是剥削者、压迫者的化身,又是丈夫、父亲的实体。在他的身上,既有残忍冷酷的“兽性”,又有丰富多样的“人性”。这种双重性格的形成,源于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摧残。     

中国古典悲剧的情感中和性特质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为悲剧下定义的人,他在其《诗学》中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对于早期中国而言,“悲剧”是一个舶来之词,悲剧的概念是随着近代中国学术的建立才出现的一个研究范畴。王国维先生于1904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第一次运用悲剧理论对《红楼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论盖茨比的双重性格

通过考察盖茨比的双重性格,揭示了盖茨比悲剧的实质以及“美国梦”与美国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盖茨比的悲剧是他本人的性格与他的追求之间矛盾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的悲剧。     

论老舍小说的悲剧艺术世界

老舍虽然一向以其特有的幽默著称,还因此被誉为“幽默大师”、“笑匠”.但他的幽默一开始就带着苦涩和酸辛,幽默的笑脸上流淌着痛苦的热泪.他的小说中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总是熔铸在一起,而且常常是喜剧其外而悲剧其内的.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完全走上了以悲剧格调为主的创作道路,其悲剧艺术也发展到了一个成熟阶段.     

“出师未捷身先死”——论诸葛亮悲剧成因

诸葛亮是集器量、将略、用人等方面的复合悲剧的历史形象。他的悲剧既是个性悲剧、人格悲剧，也是社会、时代悲剧和贤人政治悲剧。其“一生唯谨慎”、“事必躬亲”、“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些既是诸葛亮自我实现的成功因素，也是其在治蜀期间的个人悲剧以及由此长期演聚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间智慧化人士的偶像与世俗人格化身的表现。这种大成悲剧形象，不仅有其贤人政治化的局限性和危害性，也深具经久不定的影响力和人格悲剧魅力。     

悲剧的他者——论尼采的悲剧观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早期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从题目上看是谈论艺术的,但尼采实际上借助对艺术的思考进行对悲剧的哲学解释,或者借助于艺术解释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旁注。历来的西方学者在解读《悲剧的诞生》时也仅仅从哲学单一维度进行解读。因而,尼采的悲剧观与尼采的哲学观往往混同在一起而无法对尼采的悲剧观作真正的解读。针对以往西方学者解读尼采时存在的不足,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在确立悲剧作为艺术主体地位的同时,综合运用哲学、美学、伦理、宗教、神话等他性视角对尼采的悲剧观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解读。在运用“他者”视角进行解读的同时,又通过“他者”视角对尼采的悲剧观进行“非我”的特征现照,以进一步通过“他者”的确证来界定悲剧的自身特征,从而达到多视角、多维度对悲剧的自我确证的目的。总而言之,尼采的悲剧观是一种崭新的悲剧哲学,这种哲学全力弘扬生命本体特征,具有多元文化整合力。     

悲剧与救赎--曹禺早期写作的文化选择及其文本的精神立场

中国的悲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美学家朱光潜甚至认为“对人类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而中国人都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西方悲剧这种文学体裁几乎是中国所没有的。”[1]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才一改沉默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开始了“心灵的探寻”和“艰难的选择”,中国文学也才有了书写悲剧的历史。曹禺作为深受五四文学传统影响的作家,不被三十年代文坛的主导理论所局限,没有使他的作品变为控诉书、宣传稿,而是大胆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属于他个人但不又不完全属于个人的悲剧世界。他把悲剧意识当作文化选择贯…     

奥赛罗心理活动的探究

悲剧《奥赛罗》的最后一场是全剧的高潮。随着帷幕的徐徐降下,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些问题:“奥赛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莎翁对他到底持什么态度?”“我们应当把他看作无辜的受害者,还是看做造成他自己的悲剧命运的主谋?”“与莎翁的其他悲剧人物相比,奥赛罗的性格是否更简单一些?”对于这些问题,许多批评家和莎学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布莱德利(Bradley)和批评家利维斯(Leavis)。布莱德利认为:“他(奥赛罗)是个高尚的人,本不易动嫉妒之心,完全是那个没人味的家伙伊阿古所设计的阴谋诡计的受害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减少一点儿我们对他的敬仰和爱戴,而由于敬仰和爱戴,我们也就更加同情他。”布莱德利的观点符合这样一个原则,即:悲剧之所以有强大的感染力,是因为它能够引起我们对主人公的无限同情。但是,不管它愿意与否,他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正是奥赛罗本人亲手杀害了自己无辜的妻子,而不是任何别人,如果置     

探析儒家传统文化下的高觉新

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高觉新作为长孙,他有维护封建家庭长治久安的责任,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服从。“五四”新思潮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封建家庭不满却无力反抗．只能采取“不抵抗主义”来逃避现实。以求得家庭的“安宁”。在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的冲突中煎熬着,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是长子的悲剧,是“不抵抗主义”的悲剧,更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关于悲剧

在中外文学中,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悲剧,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美学家和文艺批评家,都曾把悲剧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对象。有人曾说:“如果谈论黑格尔的艺术哲学而不去考查他关于悲剧本质的概念,那就等于演《哈姆雷特》缺了丹麦王子的角色。”这就可见悲剧问题在黑格尔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悲剧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解放以后,时代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吸引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更多的兴趣和注意力,相对来说,悲剧则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九五七年,文艺界曾对悲剧创作问题开展过一场讨论,但意见很不一致。到了“四人帮”文化专制时期,悲剧自被视为绝对“禁区”,那就更无人去触及这个问题了。     

“毛遂自刎”的联想

毛遂自刎是毛遂的悲剧也是赵国的悲剧,这样一个“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人才却死在了赵王不识人的命令之下。当前的教育和一些社会现象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赵王们”呢？别让毛遂的悲剧再重演,我们就应以史为鉴,引以为戒。     

冷酷“吃人”的旧社会无可疗救——兼论孔乙己的悲剧成因

鲁迅先生在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朽的“苦人儿”形象。我们说孔乙己的悲剧是他性格的悲剧(他热衷功名、迂腐清高、好喝懒做、鄙视劳动),但更是封建社会的悲剧——他是科举制度的殉葬品,是冷酷“吃人”社会的牺牲品。“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也正是作者写作的动机之一。那么小说中又是如何剖示出社会冷酷性这一时代病瘤的呢?     

论雅斯贝尔斯悲剧理论的独特品格

悲剧理论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生存哲学的视角对“临界境况”中人的生存悲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阐明了悲剧与“生存”、“密码”、“真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悲剧是生存的基本底色,悲剧诞生于悲剧主人公追寻真理的失败,从而把悲剧艺术阐释为领悟“大全”的重要“密码”。其悲剧理论综合地继承成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文本阐释和尼采等人的生存论分析,具有独特的理论品格。     

人与仁——简析《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形象

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具有儒家的仁义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宗法制度吃人本质,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铸就了他的悲剧命运,白嘉轩的悲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白嘉轩信奉的“仁义”思想已被历史所革除,但它所蕴含的某些精华品质,在今天仍具有某些超越性和可继承性。     

试论师驼散文中乡情的悲剧意识

在师陀的很多散文中,有着一种很浓的乡情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情的悲剧文化内涵,也有着形而下的对人的关注。他是一个“小写的人”。他对家乡爱的深沉、恨的深沉;对城市既排斥,也依恋。他是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但也是积极的。     

浅析《日出》中李石清的悲剧命运

李石清是《日出》中的一个特殊人物，是一个从“不足者”用不正当手段爬上“有余者”地位而最终又成为一个“不足者”的可怜虫。为了从“不足者”的悲惨地位中爬出来，他不惜采取不正当手段来要挟老板，当他跃入“有余者”的地位后，又变得猾黠狠毒，卑琐凶狠，最后又被开除，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他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剧。     

忠义难两全水火不相容--试论《水浒传》中宋江忠义性格的矛盾

宋江是《水浒传》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重要人物，其性格核心在于忠义二字，作者一方面极力赞颂他的“义”，另一方面又吹捧他的“忠”，使人物呈现出完全对立的特征。“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起义事业的悲剧。     

无能的天才——贾宝玉形象的精神分析

卡伦·霍尔奈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个体性格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模式,这一理论把“自然的真我”放在复杂的环境关系中审视,从而揭示出个体性格所发生的变异和可能的建构模型,这对于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很有借鉴意义。文章试图以此理论来分析阐释贾宝玉的性格结构,揭示贾宝玉的性格形成与他所置身的生活环境构成的直接关系。通常把贾宝玉看成“情种”,他在宝黛的爱情悲剧中也铸就了自己的悲剧,而这一悲剧乃是他的性格在大观园中形成和建构起来的结果。他在家族中的存在地位,促使他成为一个无力承担人生责任的怯懦者,他只能选择顺从型的人格,他最终“出家”也就不可能是来自佛的“顿悟”,而是追求的幻灭。贾宝玉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给我们教育体系中的人格培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参照。     

浅谈《围城》中方鸿渐情感悲剧的原因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长城,他在《围城》中成功创造了方鸿渐这样一个落魄文人形象,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处境艰难,时运不济,即使是爱情这令人充满幻想的美好事物也让他连连“碰壁”。他总是踏不出自己的情感“围城”,最终注定了自己情感悲剧的发生。一段段情感经历让方鸿渐走出一座“围城”又陷入另一座“围城”,而情感悲剧的发生正是由于他不适应生存环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