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内涵 基础 途径

公共治理，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已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它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又是影响各国政府再造的一种全新理念。公共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公共治理产生于公民社会，源自于个人领域的不断扩大；培育和建立公民社会是实现公共治理的有效途径。     

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1949年以前国家统治下的“县政绅治”、1949年之后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和1978年以来国家治理下的“乡政村治”三个阶段.这一过程是从传统的政治统治转向政治管理最终过渡到现代的公共治理过程,内涵着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又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侧重政府主导作用下的“多元共治”,推动政府与农民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公民参与

建基于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涵,着重从公共治理及公民个体层面分析了公共治理的价值诉求——公民参与,即从公共治理层面而言,公民参与是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有助于公共治理目标的实现;从公民个体层面而言,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的基本保障,有助于提升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有助于公民自身利益的实现。进而提出促进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提升公民的政治素质,构建公共责任体系。     

善治理念与我国政府管理改革:意义与路径选择

治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社会政治理论，它强调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善治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良好的治理。善治理念主张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问的平衡发展，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我国现阶段正处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阶段，需要面对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这离善治的实现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因此，要用善治理念来指导和推动我国政府管理的改革。     

以治理理念推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

治理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当代世界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是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是以政府为主导,打破单一权利中心,实现政府、市场、NGO三方面互动与合作的管理。以治理及善治核心理念为突破口,在推动中国治理模式创新上认为应从提高政府自身执政能力及培育公民社会、发展第三部门两方面入手,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思路。     

论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正当角色

作为当代公共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治理的成效。公民社会在维护公共价值、促进民主行政、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等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实现其“善治”与“善政”的重要战略选择。     

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模式选择及其对策

治理理论主张多元权威基于合作主义和经过上下互动的过程建立网络体系，从而进行有效的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治理主张在多层次地理空间内构建网络体系，以公民发展为中心，促进地方发展。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地方政府的自主管理权不断扩大，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为地方政府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由于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一合作型模式，即在治理模式中保留政府主导的因素，增强双方的合作因素。     

公民社会视域下政府治理职能的让渡与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入,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并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公民社会内在的价值意蕴,使政府治理职能的应然价值目标被确立,这种耦合更多地促进了现代社会政府治理进程中职能的让渡与回归,有利于建构公民、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推进政治进步与社会发展。     

公共治理型政府初探

公共治理是以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为依托,力图克服“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的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理论。公共治理型政府则是公共治理理念在政府中的应用,从传统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变,依赖于有限政府、民本位政府、民主透明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本位政府以及责任政府的建立。     

公民社会建设与政府公信力提升

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存在,西方国家发起了一场新的公共管理改革,公民社会开始进入民众视野,一种新的治理理论出现,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参考。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经济体制已相对成熟,社会改革正在进行中。如何建设公民社会,警惕公民社会组织自身失灵现象,提高政府公信力,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行政困惑与发展对策

公民治理理论的兴起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缺陷的弥补,开辟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提升了公民意识、培育了公民资格、拓展了公民参与,是对集中控制的专业主义行政模式弊端的部分消解。用公民治理理论审视我国的公共行政发展,克服效率悖论、信任缺失、公民参与形式化等公共行政困境,必须建构公民参与法律制度、完善公民与政府合作机制、培育积极而主动的公民参与意识、健全公民资格和参与路径,建立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形态和社会治理结构。     

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中国水污染治理体制的制度创新——评《从地方分治到参与共治——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

《从地方分治到参与共治———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是国家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的研究成果之一。该项课题努力从中国政治、治理和管理的实际出发,在中国社会公共政治、公共治理、公共管理面临的人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公民社会的培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高效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复杂多样,矛盾交织林立的社会。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过去简单的政府管理社会,社会听命于政府的单向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必须转变思维方式,由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变为上下结合、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培育公民社会,使公民社会真正的发展壮大,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将大大缓解政府的社会治理压力。     

混合治理、多重逻辑与政府策略选择——以Q市刺桐大桥PPP模式为例

随着公共治理任务广度和强度的增加,政府逐渐采用混合治理模式,通过引入市场或社会参与公共治理。但这一模式在增加政府治理资源、提升治理绩效的同时也导致公共治理场域复杂化,使政府不断面临“尽责”还是“守约”的选择难题。本文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通过Q市刺桐大桥PPP模式的个案研究,发现混合治理改变了地方政府原有的单一治理场域,在总体上形成行政逻辑、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持续互动的场域结构;不同治理逻辑的差异化要求及冲突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被限制,但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场域结构变化主动调整行为策略,具有“情境性自主”的特点。这一现象建立在不同治理逻辑的权力差异和主导逻辑变化的基础上,前者为其提供了内在支撑,后者则为其提供了持续动力,二者为地方政府的“情境性自主”创造了条件。对混合治理复杂效应的深究与思考,能够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应对复杂公共问题的行动逻辑,为理解当下混合治理实践提供一个新视角。     

公民参与视域下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地方政府公信力是大众对地方政府履职情况的主观评价,是衡量政府信用程度的重要标准,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公民参与,指公民以合法途径行使自身权利、影响公共决策的社会行为,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应通过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公民社会、行政体制改革等方式,促进公民和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以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与构建方略——基于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视角

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从而促成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深刻变迁。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政府向管制型政府的嬗变,并将向善治型政府模式迈进。善治型政府模式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积极公民”与“积极政府”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努力。政府应致力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     

治理视野下的公民精神

治理视野下,政府不再是公共领域的唯一主体,公民社会在实现公共利益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以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责任等意识和品质,即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精神为前提.公民精神影响着公共利益的价值共识和实现机制;政府则在为公民精神培育提供条件支撑和制度约束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在营造良好公民精神的伦理氛围方面具有引导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信任研究述评

伴随着“治理”进入党和政府的政策话语,社会组织将在我国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种治理逻辑背后所反映出的“新的统治过程”和“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都彰显出信任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价值。论文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背景,对国内外学者对于信任的内涵界定、类型分析和机制研究等进行归纳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与社会组织未来的信任关系研究提出展望。     

治理变革与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能够促使政府寻求在体制改革外切入改革深水区,印证了世界对效能政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治理变革的公共诉求。治理变革是从世界性治理趋势出发,结合我国治理的引入与实践,为政府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公民参与意识、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和扩大政府间合作治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