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历史教材的新陈代谢（下）

国人改编历史教科书 应该承认,作为历史教材乃至史学著作,《支那通史》和《中等东洋史》（汉文《东洋史要》）的学术水平都是相当高的,但将其原版引人或翻译而作为中国人学习中国史的教材则问题多多。首先,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却用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史教材,中国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脸面何放？其次,以《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作我国学校的中国史教材的书名也不妥。那珂通世也说了：“支那”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他称”,而非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自称。而且日本人以“支那”称中国,明治维新以后已有轻视、蔑视之意。     

当代新儒家若干观点评析

关于中国史,梁启超曾有过一段颇具深意的论述。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的中国、亚州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系指殷商至秦帝国建立的阶段,其特点是中国形成了封建社会,尽管在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战乱频仍,但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事情,而与外族无干;所谓“亚州的中国”系指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其特点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日臻完善,与亚州各民族的交涉日益频繁;所谓“世界的中国”系指乾隆末年至本世纪初,其特点是中国开始与西方交涉竟争,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 如果我们将儒学的发展也划分为阶段,那么可以发现,儒学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且与梁启超的中国史三阶段基本吻合。第一阶段,是儒学创立阶段,其形成是在先秦时期;第二阶段,是儒学成熟阶段,它经由宋明而至清初;第三阶段,即是近代,也是儒学衰落的阶段。 儒学,是在西方人侵华的枪炮声中走向衰落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一史学史总是受到史学理论提出的时代课题的激励。体现着史学理论的当代性,史学理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史学史的认识就进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史学史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和史学理论的进程相一致的,史学史的演进体现了史学理论的演进。近代史学史的产生,充分说明这一点,如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就是在近代史学理论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之后发生的,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之后,才有资产阶级的新的中国史学史的出现。梁启超首先提出要做中国史学史,至少应该包括四部分:一、史官;     

中国史学史教材建设的成功之作——读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教程》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自梁启超提出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基本设想以来,它刚刚走过近九十年的历程。按照研究的特点,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史部目录学、历史要籍介绍式的研究阶段","综述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之史学面貌的阶段",以及"探索史学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对初中中国现代史教材的探讨

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部分,试用几年来,一般反映较好,但是,有些问题需研究改进,现提出以下几点进行探讨。 一、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两种意见,中学历史教材应采取哪一种意见?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史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现代史的分期,即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为中国现代史。第二种意见是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即自1840年至1949年10月前为中国近代史,1949年10月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现行的中学历史教材是以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作为中学历史教材采取哪一种意见较为合适,是值得研究的。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贡献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观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虽然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显示了很高的社会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试论唐代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

现代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是有不同意见的,同样史学史的专家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之前的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阶段划分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有的认为是隋唐五代宋元时代,有的说当为唐到鸦片战争前.尽管学者们各持一端,但有个共同点,那就都把唐代划到“发展阶段”.以此可看出唐代史学处于发展时期是无疑的,笔者认为唐代政治上长期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这样的社会现实促进这一历史阶段史学的发展是必然的.所以不仅可以说唐代史学处于“发展阶段”,而且应当看到它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本文力图从下述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以为佐证.     

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以杨度《金铁主义说》为核心

“中华民族”观念是近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在梁启超论述“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杨度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民族观念出发,在《金铁主义说》中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文化民族。杨度的民族主张与持反满革命立场的章太炎、刘师培截然不同,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完善颇为有利。在今日全球化语境下,这一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观念,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大通史复习体系建构的多维度探析

高三历史复习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环节。当前高中普遍使用的是在新课标指导下编撰的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其以通史知识体系为基础将内容划分为中国史与外国史两册,这种以“通”为特征的编撰思路有助于培育学生的通史意识。为涵育学生“时空观念”素养,树立通史观念,应通过建构大通史框架,创设中外关联的史料情境,连接中外史事,设置史事的纵横向对比,建构起大通史复习教学体系,以保证高三历史复习工作的顺利展开。     

史学史基本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兼评周文玖著《史学史导论》

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别人对他从事的史学史学科的疑惑:“中国史学史这五个字中有两个‘史’字,令人难以理解,是‘中国史’的‘学史’呢?还是‘中国史学’的‘史’呢?”①意思是说解放前史学史学科不受重视,解放后仍有人不明白史学史是怎么回事。经过近几     

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建设

新中国史研究发端于新中国的创立。改革开放以来,它逐步兴起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史学,其史料学基础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证据法交叉融合发展。在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现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它包含着对这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体系化思想认识,对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其迄今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尚未清晰地区别开来,学科意识还比较薄弱。中华文明贯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蕴含着正确历史观。新时代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推进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关注重大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与领域。     

素质教育:从"广度说"到"深度说"

本文从素质教育的“广度说”,即认为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复合的知识结构的角度论述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性。从素质教育“深度说”,即认为素质教育是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本能的过程的角度论述了教育应将知识传授、能力训练、情感培养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养成等五个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内容统一于教育的过程中。并结合以上五个层次内容的阐述,论述了“应试式”“灌输式”等教育方式的弊端。     

同文同词不同趣——《少年中国说》两“乳虎”异解

本文对梁启超的散文名篇《少年中国说》中所使用的“乳虎”一词进行辨析。认为“乳虎1”与“乳虎2”两者意义不同，前者为“初生的或幼小的虎”，后者则应释为“哺乳期的母虎”。这一理解不仅是两词意思的不同，更对《少年中国说》全文的意境作了新的阐释。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治史的现代化

顾颉刚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其以疑古辨伪为旗帜,以“层累说”为基本理论的治史实践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本文拟从他对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的看法与处理,历史认识层次的提升,历史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等来探讨他治史现代化的表现。     

写在前面的话

“少年中国说”——这是110年前、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的文章《少年中国说》的题目,这里借用它作为“主题词”编辑了这本七、八期合刊。     

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史学的过渡--读《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贵族性的特点,点出了私人著史和官修史书的缺点,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史＂的定位、史学范围的划分,以及对大的历史背景的注意。同时介绍了历史学的主干－－史料的研究方法,在这其中,体现了当时中西方思想碰撞下的中国史学过渡时期的探索和矛盾,渗透出梁启超的史学精神和民族情感。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梁启超《新史学》对今日中学历史教育的启示

梁启超《新史学》共六部分,依次为“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而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是“新史学”论纲的突出部分。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之再探讨——基于几个侧面的考察

关于西史东渐的起点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笔者更赞同以19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译述活动为起点。关于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几个侧面做了探讨。一是重"民史"观念溯源:除《肄业要览》外,《泰西新史揽要》对于梁启超批"君史"、重"民史"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是"史学之界说"溯源:史学界说之文本虽是从《史学原论》直接借鉴的,但其进化思想与进化史观早在1896年以前阅读《泰西新史揽要》时就已奠定了基调;三是分期、纪年等编纂体例溯源等: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观点,从立论的基点来讲,是直接从桑原处借鉴的,而《万国通鉴》却或多或少地奠定了他历史分期方法的大框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