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廖平与传统经学在近代的终结

廖平是中国近代经学大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所在的年代是儒学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走出历史的时代。所谓廖平与近代经学的终结,一是指他所建构的孔经天人的经学理论,最终完成了使经学完全脱离现实和历史而走向终结,廖平经学理论以尊孔、尊经为宗旨,但孔子和六经事实上都被廖平所任意篡改,名为尊孔、尊经,实则视孔子为玩偶,六经为躯壳。杂引诸说,牵强附会,其结果漏洞百出,互相抵牾不说,尽管从主观上维护经学,企图为经学设计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从形式上对孔子和六经作了登峰造极的神化,而事实上,这一切本身正意味着对经学的否定。二是经学作为西汉中期以后,中国诸王朝的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学说,它包含了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思想、道德准则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所谓经学时代,即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和社会生活准则的时代。随着帝制时代的解体,经学时代也必将终结,这也就意味着经学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准则并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的结束。三是就经学史意义而言,廖平经学“平分今古”的发明以及以地域论古今的创获,又最终完成了清代经学复古两汉经学直入周秦的学术历程,解决了经学史上经今古文之争的千年诉讼,从学术史上为千年经学的这一核心争论画上了句号。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廖平经学宣告了中国传统经学的结束和现代史学的开端。     

中国早期敦煌学与晚清民国学术

在中西学交流激荡中,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近代.这种变化左右了中国早期敦煌学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还是学术眼界都发生了改变.其研究历程在这个大背景中也变得清晰和富有层次。     

礼制与今古——陈立、邵懿辰影响下的廖平思想

廖平前三变的经学均有着深厚的清学背景,陈立与邵懿辰的理论正是廖平建构“今古学”体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廖平第一变时期以礼制区分今古出于陈立的影响,只是廖平将陈立强调的殷周礼制之别转化为了《周礼》《王制》典籍之别。廖平第二变时期以真伪区分今古的做法完全基于邵懿辰的理论,只是廖平以今古学对立的框架将邵懿辰的“六经完备说”改造成了“今学完备说”。廖平第三变时期强调今古的小大统之别,看似摆脱了陈立、邵懿辰的影响,实则其学说中仍余留了大量陈、邵对礼制问题的认识。     

志在立言的廖平与扬抑损益的张之洞

廖平是张之洞赏识、栽培的学生,张之洞是廖平的恩师、知己。这种亦师亦友、一益一损、一扬一抑的关系,既增进又妨碍了廖平的经学研究。他对元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承传阐释,皓首穷经,自创天人圆合的孔经哲学体系,为天地立文心。廖平坚持不懈的探路精神,他的素王之议、立言之志、空言待后的淡定,值得充分肯定。     

王闿运、廖平与吴虞: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

王闿运开蜀学学风,以其独立性闻名于世;廖平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因笃信孔子,立说不免局限,但特立独行则是举世公认;吴虞叛逆而大胆,虽受业于廖氏,然其论学,疑六经,非孔子,非孝非礼,在思想上与其祖师王闿运标异.吴虞文章以俪为体,依仿《文选》,兼拾周秦,诋韩愈之抒意立言为不足法,而主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说,其实亦衍王闿运《八代文粹》之余论.王闿运、廖平与吴虞一脉相承,呈现出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尽管后者在思想上对以往传统一概抹杀,显出自己超拔前人之气概,但学风之影响则实难抹灭.     

哲学阐释与中西对话：郎擎霄诸子学的现代转向

晚清以来,学者广泛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哲学范畴、研究范式等阐释中国传统学术。在承继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郎擎霄创设现代学术研究的专著形式,精心采择最富诸子特色的研究内容,对《墨子》《老子》《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郎擎霄的诸子研究革除前人简单比附、内容同质化等弊病,注重以哲学思维挖掘诸子思想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并突破学科门类的限制,试图从多个维度探究诸子百家的现代价值。正是这些转向与新变,推动了诸子研究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现代诸子学的新范式。此外,郎擎霄在胡适、支伟成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以老子为中心的道家哲学体系,并努力促进中、西方哲学对话,对于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颇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蒙文通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孔子和今文学》为中心

《孔子和今文学》一文是蒙文通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经学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该文中,他综合了《儒学五论》的主要观点,从解决今古学入手来思考经、子、史的关系,通过构建＂批判儒学＂来重新定位经、子、史的关系,通过对儒学根源的不断回溯来彰显今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自觉地将治子之法与治史之法结合起来,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在儒学与诸子传记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中来考察儒家思想的变迁,揭示了今文学的根本精神是＂革命＂＂素王＂说,今文学井田、辟雍、巡狩等制度寄寓了天下大同、万民平等的理想,从而基本上揭示了今古学的真相。     

“以经术饰吏治”:孙家鼐的为官与为学

孙家鼐因“学而优则仕”走入仕途,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与使命,承当了晚清岌岌可危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责。通过对孙氏奏议和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明鉴其“以经术饰吏治”的心路历程,探讨其在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形势下,如何擘画政局,主盟学坛,显现出社会精英在宫府危疑之际所起到的维系和支撑作用。     

俞樾校释群经、诸子的得与失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校勘、训释群经与诸子以及归纳古汉语的“文例”方面。他继承了乾嘉皖派汉学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门径，又将其与自己校勘、训诂古文献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的优长，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其治学思想和方法毕竟还属于传统学术范畴，自身局限亦不可避免。     

浅论民国时期私立学校的历史作用

民国时期私立学校的快速发展,大大弥补了公立学校规模过小的不足,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教育理念和办学体制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转型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略论清季民初的中小学历史教育

清季民初,进化论的风行,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变革。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出现,仿效西人注重历史教育以拯救危亡、开启民智已成为时人的共识。此时,政府颁行新学制,对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目的、内容、课时分配、教材教法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虽不至尽善尽美,但它加速了历史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促使了国人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略论清末民初中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

清末民初,进化论的风行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变革。仿效西人注重历史教育以拯救危亡、开启民智已成为时人的共识。此时,政府颁行新学制,对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相关内容和政策作出了界定。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虽不至尽善尽美,但它促使了国人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

元世祖至元末年，随着江南儒学小学的逐步建立，元代小学到大学的二级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小学和大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也趋于定型和完善。在蒙古统治之下，江南儒学的大小学呈现出一些与中原王朝统治不同的特征。     

民国教会中学外语教学述略

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源头是外国传教士在华开展的教会教育。在民国多元化的办学格局中,教会中学魄一外语教育取得了显著效果,称得上是一枝独秀。教会中学的师生构成、教学方法等呈现出与。国立及其他私立中学所带同的特点。因此,研究民国外语教学状况,教会中学当是重要的考察对象。     

民国时期私立名校的办学特点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经济窘迫,一批私立学校在异常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异军突起,教学质量甚至超过公立学校,成为世人称道的名校,它们在办学思想、教育宗旨、专业课程设置、校风建设、学校管理和资金筹措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们的成功经验对今天的私立学校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俞樾、阮元经学教育之比较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主持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长达30多年,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这些人活跃于江、浙地区乃至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各地。他们或为山长,或任教职,或以官员身份引领提倡,从而扩大了汉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浙江地区更因之成为汉学的重要基地。在经学教育中,俞樾继承了阮元"尊经崇汉"的宗旨,并提倡"独得之见"和学术创新;同时尊重门生的学术取向,且重视求异思维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