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四史知意》的史学批评理论

刘咸炘是民国史学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刘咸炘在《四史知意》中重点探讨＂前四史＂的史意,反映了他对古代史学理论的认同与实践。刘咸炘批驳＂无中生有＂和＂我注六经＂式的评论,在批评原则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刘咸炘不仅评论＂前四史＂,还评骘了历代学者关于＂前四史＂的评论,形成了双重批判的特点。他的论著和思想对于20世纪初期轻视传统史学的不良风气有针砭的作用,这是刘咸炘对民国时期史学批评的贡献。     

刘咸炘先生的学术交游与学界反响

刘咸炘一生活动范围很小,但却有自己的学术交往圈子。由于学术交游和学术著作的传播,刘咸炘的学术思想很早就受到了蒙文通、钱穆、梁漱溟、张尔田、柳诒徵、杨树达、张舜徽及日本内藤湖南等一流学者的关注或推重。史料表明,早在民国时期,刘咸炘已在学人大家之列。     

恩格斯与西方史学理论

本文为纪念恩格斯逝世１００周年而作。恩格斯对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批判和继承西方传统史学理论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一道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且对本世纪西方新史学理论派别的创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回顾了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论述了恩格斯对西方传统史学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对新史学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刘知畿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畿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初古老的中国传统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兴起“新史学”思潮。此时，通过日本间接传入的西方实验证主义史学对这一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倡导的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引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的研究方法等内容，暗合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需求。新史学和二三十年代的实验主义史学各有侧重地发展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两个宗旨。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

本文主要从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二方面论述梁启超在近代史学上的成就。     

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反思

文章认为,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大势为:历史哲学转向,研究领域拓宽;研究方法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扩大.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是:与国外史学界的对话与交流频繁;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兴起并走向深化;“现代化”研究变为重大课题;历史现象与规律的探求向多层次发展;历史知识的普及更加多样化.当前中国史学的不足表现为:理论研究热点减少;研究对象琐碎化;选题趋同化、庸俗化;成果过剩化、泡沫化;学风轻浮化;人才培养盲目化.改革方略为:明确目标;立足启点;选准突破口;探索运行模式.     

刘咸炘的史表观

史表是古代纪传体史书中的一种重要体例,与本纪和列传配合使用,可以使历史脉络更加明晰。清末民初学者刘咸炘在讨论史体时,对史表非常关注,他结合历代学者的言论,就史表的功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诸表的得失展开论述,并且对刘知幾轻视甚至鄙弃史表的言论提出了全面的驳议,充分肯定史表在史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刘咸炘史表观公允可信,推进了对史表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史识。     

试探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

近代四川著名历史学家刘咸炘一生从事教学活动,先后在尚友书塾、敬业学院、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做过塾师和教授,撰写了大量有关历史教育方面的论著。在教学上,他提出"观事理必于史"的观点,阐释了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在历史教学方法论上,他特别强调学生应作读书札记,要求教师启发学生问难、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他认为大学历史教育的重点是通晓古今风化大势,这一观点蕴含着近代历史教育的积极因素。刘咸炘以读书人自居,以育人为职志,在历史教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风”:刘咸炘历史理论的枢机

刘咸炘指出,"风"是贯穿历史进程始终、推动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它既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又是《易》所展演的规律在历史运动中的具体形态。刘咸炘对"风"与历史嬗递和历史兴亡关系的阐发,意在探索救国救民的文化道路。刘咸炘的"风"论与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时风"、"气运"研究一脉相承,受到了中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表现出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倾向。     

略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但又不能代替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历史学的理论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探讨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史家修养论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都强调史学家主体的素质修养,他们在这方面的言论,概括起来就是所谓“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梁启超接受了这一说法,而又着重强调和阐释了“史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及其重要性,为史家修养融入了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当代学人作出了有明确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史家修养论不断演变丰富。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史通》是我国古代首部史学批评著作,刘知几的史学批评不仅具有"实录"、"直书"等针对史学批评对象的具体标准,更重要的是刘知几在史学批评活动中,贯彻了如下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反对主观臆断;注重对"古今正史"的总结,反对空泛议论;辩证分析,力戒片面武断。     

六经的意义与史学变革--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再认识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不少史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歧见迭出。实际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是与他的史学变革理论官切相联的。“六经皆史”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章学诚融通经史,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上的一致性;其次,章学诚从《春秋》中引发出“史义”的理论,从《周易》中引发出“变通”的思想,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核心和依据,并考察了《周礼》《尚书》所蕴涵的史学价值;第三,在史书体裁上,章学诚提出效法《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形式,打破后世史体僵化的局面,对新的综合体裁进行了探索。     

刘勰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论——《文心雕龙·史传》读后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中的《史传》篇专论史学,对史学源流、史书体裁、史学功用、撰史原则、修史态度、著史方法和步骤等都有精辟见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文,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