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入康活动之部分外国人及其重要史实考述

在中外文献资料互证的基础上,对近代入康活动之部分外国人及其重要史实进行考述.入康外国人之间的史实关联,此前研究中甚为薄弱,文中尤其侧重于发掘、梳理人物与史事之间的关联（包括直接和间接关系、交往、情节、故事等）.     

从“康藏有别”到“川康有别”——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对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的应对与管理

对于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晚清中央、地方政府采取了大量相关的对策措施。总体而言,1875年前清廷的对策可概括为"入康不入藏",即有限度地允许或默许外国人进入康区活动,而对于入藏则加以严禁,一经发现,即刻押解出藏区;康藏地方各界亦对外国人谋求入藏持强烈抵制和反对态度。丁宝桢督川时期,利用康藏地方各界"阻洋"的普遍社会心理,采取"借藏阻洋"的策略,强调"康藏有别",力图使外国人难以进入藏区腹地。这一策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也有多方面负面效应,加剧了康藏地区本就复杂的局势,造成"洋汉均阻"等问题的出现。赵尔丰调督川康后,实行"川康有别"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入康外国人的管理。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以及晚清各界的上述做法,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康藏局势上产生了多重后果。     

抗战时期对外国人入康活动的管理

对抗战时期（1937－1945）外国人入康传教、游历、考察等活动史实列表梳理,并进行统计分析。结合晚清和民国时期对来华外国人管理的相关内地游历护照、签证制度,利用入康外国人记载及相关档案史料,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川康地方当局对外国人入川康游历实行战时特别政策、采取派人派员随行保护、加强管理的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中国人素质差吗?

1996年8月18日中午,旅美华侨谢方原先生在女儿的陪同下到上海市巨鹿路百佳超市购物。他们尾随着几个高鼻子绿眼睛、背着旅行袋拎着草编包的西方人正要进入市场,突然一名保安人员冲他女儿大声嚷道:“不准带包入内!”他女儿面露困惑:“前面的外国人为什么可以带包、甚至带旅行袋?”保安答曰:“这是上边的规定。外国人可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各种派别

讲授中国近代史后,将近代学习外国的各种派别加以概括和总结,这对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历史知识是有益的.下面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早期地主阶级改革派: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组织人力编译成《四州志》、《华事夷言》等书,这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史地知识的最初书籍.他是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观点.他所说的“长技”是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学习的目的是驾驭外国人,以维护     

论林则徐与近代初期中西文化交流

在反对外来侵略的过程中,林则徐致力于了解夷情,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经济思想、法律知识等;同时,也向西方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开创了中国近代初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接受外来新事物,介绍西方情况,吸收外来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代的维新思潮,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实践者。林则徐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及实践活动,林则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东西方视野中的中国近代教育

中国近代国门洞开后 ,大批外国人来华。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中国的传统教育都很关注 ,并对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评价 ,对中国的新教育提出了可供采择的意见和建议。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仁、孝、忠”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人和日本人看待中西关系有三种情况 :吸纳、舍弃、融合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与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与思想本属两途,有着性质上的差别。康、梁议会思想的资料来源,皆为中国儒学经典与中国历史。这正说明了康、梁对西方近代议会制度缺乏充分的了解,并有着很大的误解,故用中国经典去比附。若称"戊戌变法学习了西方的制度与思想",很可能只学习了外形,康、梁并没掌握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的真精神。     

林则徐的图书情愫

林则徐一生与书有关的实践活动可分为读书、藏书、用书、译书,这位近代中国历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少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促使其养成了坚毅向上的品德及读书爱书的情结,鳌峰书院的教育形成他经世致用的人生观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并奠定了其出仕后藏书、用书的习惯.在探索西方事务过程中,林则徐成为我国近代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     

早期北京外国人所办学校

北京近代教育始于１８６２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此后直到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成立,３６年间,北京基本没有出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属于近代教育性质的学校。能够承接京师同文馆的,只有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们所办的学校。在近代教育意义上,外国人所办的学校大都按当时西方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开设课程,其中掺杂有中国以《四书》等为主的教育内容和兼采以背诵为主的教学形式。本文描述了清末北京的外国人所办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并对其在北京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     

“教授治学”途径探析——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维度的思考

"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授治学"旨在促进学术自由,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推动大学去行政化。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以"教授治学"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应居于主导地位,是"教授治学"而非"教授治校",并要以学生为本位。应通过重塑大学精神,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拓展"教授治学"外延,来实现"教授治学"。     

民国三代教育家及其历史使命

根据时间顺序和对教育作用和影响的不同,民国教育家可以大体分为三代:清末民初时期,第一代教育家开拓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础,为我国教育现代化起步起到思想先导作用;20世纪20年代前后,第二代教育家承袭上一代教育家的路线并拓宽了具体的教育领域,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层面进行了创造和突破;30年代左右,随着教育学科的不断完善,第三代门类教育家出现并活跃,他们成为了我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泰斗和权威。三代教育家的教育经历不同,知识结构不一,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中,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康藏与西南: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

近代的内边分野格局造就了我国特殊的“内方区”观念.在内方区观念的干扰下,康、藏经常被看做是西部边疆、西北边疆的组成部分,而早期的“西南”或“西南边疆”一般不包括康、藏在内.1930年代以来,受到抗战地域格局的影响,康、藏越来越被看做是“西南”和“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张其昀等学者提出的区划思路,明确体现出“西南边疆”的重构态势.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历程,体现出地域格局主导下的区划内涵变化,亦即“经济第一”还是“国防优先”区划原则在不同阶段下的运用.     

英人麦士尼与近代贵州工业化的缘起

麦士尼是十九世纪末叶第一位在贵州鼓吹工业化和近代化的一位西方人。他在贵州积极倡导洋务,甚至直接参与创办近代贵州第一家兵工企业、创办近代贵州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对早期贵州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今天研究这一个案,对于实施贵州工业强省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应当是有借鉴意义的。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从分科之学到科学之学——蔡元培学术观的转变与北京大学改革(1917-1923)

蔡元培的学术观在民国早期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一转变通过北京大学改革,促使北大从旧式学堂转向现代大学。对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之改革方案的分析发现,相比民初,蔡元培扩大了"学"的范围,并调整了"学"的内在关系。这一变化实质上是"学"的本质由近代分科之学到现代科学之学的转变。蔡元培的学术观转变顺应了民初科学观的转变,渗透于北京大学改革方案,促使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反映新科学观的学术建制改革。新建立的学术建制匹配于现代学术,推动北大迈向现代大学。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再思考

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起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政治性"一直是估衡现代文学的主题词。进入80年代中期后,学界逐渐体察到政治理念对于诸多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压抑与遮蔽,于是纷纷倡导回到文学自身,并主张用"现代性"重新考量文学。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文学"现代性"的全面反思,以及"没有晚晴,何来‘五四’""民国元年起点说"等命题的提出,"五四"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地位,不断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此相应,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呈现出不断向前推移之势。但"五四"以其特殊性和重要意义,有其不可替代的理由。因此在不能拔高"五四"地位的同时,必须要明晰"五四"在整个现代文学发展流脉中的界碑性和重要位置。     

战国作者的托名传播

所谓托名,是指作者假托古今名流传播自己的作品。托名现象的产生以作品署名为前提。从商周到春秋时期,由于作者的署名意识没有觉醒,因此不存在署名问题。作者署名意识的觉醒始于战国,由于作品可以给作者带来巨大的精神荣誉和物质奖赏,同时也是出于区分学派的需要,战国作者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有些作者考虑到自己声名不够,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快更好地流传于世,便假托古今名人进行传播。战国作者托名情形大致可分四类：一是托现实人物之名;二是托历史人物之名;三是托传说人物之名;四是弟子后学的作品被人托名。战国作者托名传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许多作品都是借助于古今名人效应而得以传世,有些传世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战国托名传播在后世流弊甚远,它使人看不清中国文学史的某些环节,给后人考证文献真伪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大陆学界对广州商团事件的研究综述

发生在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在历史上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因之在一段时期内此课题研究被学界所忽略。从1956年起,大陆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学界对商团事件的认识从对革命语境下的武装叛乱的简单化定性,发展到对国家权力真空与市民政治理念成长的关系、中国革命方式的转变乃至苏俄运作中国革命的国际因素的深层次思考。从对该事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民国史的研究呈现出更多的新特点。     

方敬论诗本质之审视

作为被20世纪后半叶中国诗坛渐渐忘却的现代诗人之一,方敬在生前跨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艺术生涯中,逐步总结提出了属于诗人自身认知的论诗的本质及新诗的本质属性的观点。方敬论诗的观点主要包括“诗是真的化身”,诗是爱（善）、美、新的结晶,“生活才是诗的女神”,“抒情是诗的本分”等,且自有其理论品格特点。方敬论诗的本质及新诗的本质属性的观点是值得关注、重视和言说的,是不应被忘记的现代诗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