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主思想内涵要述

作为变法期间激进的宣传家、活动家的梁启超,一生著述丰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相对而言,他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文化教育事业的宣传和实践,而民主思想则又构成梁氏政治改良思想的基本内核。本文试图对梁氏民主思想的内涵作一简要论述。     

梁启超摄取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东学背景

梁启超主要是通过明治时期日本的文献来接受与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梁氏参考的文献相当驳杂,内容上存在矛盾之处,反映了日本当时的时代特色。明治日本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摄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在明治日本受到相当大的曲解,另一方面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经验论哲学基础被忽略。这些不可避免地对梁启超的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摄取造成了重要影响,但梁启超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又使其对边沁思想的理解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

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梁氏文学思想呈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双重特征。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梁启超与日本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学识渊遂、冠绝等伦”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从1893年投身国事,到1929年去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40年。 梁氏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日本渡过的。戊戌政变后,梁氏亡命日本,直到1912年9月回国。旅日15年,可以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研究成果最为     

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术作彰显了梁启超在20年代以后史学观及史学方法论的几度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起因于梁氏所面临的史学价值论与方法论之间诸种矛盾的难以调和，它体现了处身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的一代学难以避免的困惑。而梁氏的“多变”正见出其探索真理的真诚。     

梁启超文化观述论

本文拟对梁启超浩繁著述中零散地表达出来的文化观念,进行初步整合性研究。梁氏文化观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化发生论,讨论其文化定义及世界文化多元发生的思想;第二部分为文化结构论,分析梁启超“器物－制度－心理”的文化结构思想及其对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部分国民性的研究;第三部分为文化进化论,讨论其文化进化及文化悖论的思想     

知命与努力：作为“新民”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当之无愧的国民导师.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梁启超本着“人才经济”的原则,选择了一条开民智、兴民权的新民救国之路.面对晚清以来思想文化领域日渐凸显的中西、新旧分立格局,作为过渡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梁氏力主“因时变通”,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提出了主张各异甚至彼此对立的教育言说.梁氏的这一教育实践风格,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一种“自我断裂式”的人格形象,然而,透过对梁氏晚年就人生问题的诸多言说之分析,其变动不居的教育人生,实为其基于自我与环境的反复考量,在知命与努力的张力中呈现出烂漫多姿的“新民肖像”.     

浅论梁启超币制改革主张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学者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并对其宣传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在阅读《饮冰室文集》时发现,梁启超对中国经济问题也颇有研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这与当时国内局势以及梁启超曾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币制局总裁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密切相关。     

论梁启超的“善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在戊戍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瞭乱。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思想界对梁启超的评价也有分歧。本文在于探讨梁启超变化之过程,善变之原因,从而挖掘其思想纵深之症结,这对于我们面对复杂莫测的政治气候,如何把握自己,坚持正确方面将不无裨益。     

略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探索

梁启超认为中国君主专制非改不可。关于官制改革，主张仿行西方，用考试制度选拔官吏；基层实行自治，官由民选；为加强中央集权，应缩小行政区域；强调法治与人治并用，司法与行政协调；司法改用三级两审制。梁氏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集中反映了他对近代复杂多变政局的思考和对国家政治改革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与张之洞:文化和政治的选择

维新活动开始，洋务大员张之洞与维新领袖康、梁一度关系密切。张之洞结交康、梁有“为我所用”的想法，也有政治投机之意。康、梁虽然希望借助张之洞的影响设学会、办报纸，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并扩大维新派的影响，却不愿意牺牲独立的思想主张。结果，张之洞拉拢不成转而压制和破坏维新活动，并最终走向维新派的对立面，而梁启超对张之洞的克制态度也在变法失败后得以宣泄。梁启超与张之洞关系之演变，揭示了彼此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选择的内在意义。     

梁启超与皖系军阀关系述论

本文论述了梁启超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分析了梁启超与段皖亲密合作的原因,总结了梁启超与皖系军阀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梁启超从拥段到反段的活动,对当时的政局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近代中国导演了一幕联系军阀实现其宪政理想的历史话剧。梁启超失败的历史悲剧,再次揭示了改良主义行不通,资产阶级立宪政治不适合中国的历史真理     

梁启超《上总统书（国体问题）》成文时间考释

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因为国体问题的讨论和护国运动的兴起而引起世人瞩目。号称“思想界巨子”的梁启超也因在本年9月初，抛出被人称作是反袁鸿篇巨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彪炳史册。但是本文通过对梁启超给袁世凯的一封私人信件——《上总统书（国体问题）》的仔细合理解读，首先从四个方面论证得出，此信的成文时间不是如有些著作（如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认为的4月份，而是作于12月份；其次指出这封书信的内容仍然是对袁世凯的温勉劝戒和殷切期盼；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梁启超等人的反袁要视西南军人的行动而定（因为他们没有军权）；但是在反袁的过程中，不甘“牛后”，一定要把舆论宣传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夺取反袁思想旗手地位；只有等梁启超于12中旬到达上海的时候，才算他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完成了由联袁到反袁的转变。     

对梁启超民权学说的解读

民权学说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说是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思想体系。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可以从两个时期来考察,一是戊戌维新时期,一是流亡日本时期。前期主要在于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开通社会风气,实现“君民共治”,而后期融入了主权在民论、自由平等观、国民国家观。梁启超以报刊与西书为宣传媒介,以学会与学校为宣传场所,因时因地制宜,使民权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社会进步、国人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两党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坛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政党政治时期,系统阐述两党政治思想并具体实践最力者,当属梁启超.然而,从当时的选举制度、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要求、民众的认同心理以及政党的特点和政治大环境看,中国都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起码条件,梁氏的两党政治根本不可能实现.     

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

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的政治思想,受伯伦知理影响最深,梁启超以他的方式对日本的政治理论(用当时日本的用语来说,就是"国家学")进行了吸收,并反映在自己的著作之中。通过他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开明专制论》考察其政治学受容系谱,针对伯伦知理的受容问题,进行史实的发掘和分析。     

翻译与政治-- 梁启超翻译活动中的"善变"与"不变"

政治思想的变化引发翻译思想的变化,梁启超的翻译活动表现出"善变"的特点,但众多的变化都是为政治服务,受政治支配.梁的翻译活动在"善变"的表象下有政治影响的"不变"的规律.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

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批判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影响,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中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评价与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开创性的杰出贡献是极不相称的。本文从下述几个方面阐明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成功地推动废除八股;倡导成立各类学校;首先提供近代学制的蓝本;首倡教育当定宗旨;系统设计了近代学校管理制度;编译近代教材;首创近代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思想及成就,家庭教育等。     

从倡导“科学小说”看梁启超早期科学思想

最早提出“科学小说”概念并大力推广之的是梁启超。但梁眼中的科学小说并不局限于传播科学知识,他认为“科学”还应包含形而上的精神,优秀的科学小说必须蕴含深刻的哲理。梁启超的这种看法与他一直以来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密不可分,他对“科学”的理解最终还是指向文化层面。     

梁遇春和英国小品文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梁遇春的散文深受英国小品文的影响,特别是兰姆的影响,有苦痛也有微笑,文字随意、率真,富有理趣.同时,把梁遇春的散文与同样受英国小品文影响的周作人、林语堂、鲁迅的散文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