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证据的证据能力转换

在我国，依照法律授权，检察机关是侦查职务犯罪的唯一主体，其他任何机关、团体都无权行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纪检机关在查处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案件中发现有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也应移交检察机关。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纪检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判断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言词证据并不能作为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只能作为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一种线索；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实物证据，由于具有不可重复性，可以根据诉讼的特点进行审查、转换作为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规定。这一规定赋予了行政证据刑事诉讼证据能力,使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由于条款的规定相对原则和简陋,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如何使用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正当性仍需要详细论证;行政证据使用的合法化,容易造成公安机关以行政执法之名行刑事侦查之实;＂等证据材料＂不应限制在实物证据内,还应该包括任意性的言辞证据。     

论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明力．也就是非法证据应否采蚋为定案依据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涉及到刑事诉讼程序两大价值基本目标——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本从非法证据的概念谈起，对中外非法证据制度理论与实践情况进行简单的评述．并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参考意见。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证据来进行和开展的,非法证据却是刑事诉讼中的“毒瘤”,严重损害着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刑事非法证据作为刑事司法领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通常反映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诉讼理念和诉讼价值.国内外立志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悉心研究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准备构建和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极有力的理论依据.     

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运用问题研究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而刑事审判中的证据运用又是其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从证据运用规则到证据运用标准，从用什么样的证据到如何使用，我国尚无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本文试从理论上展开分析，较系统地分析我国刑事审判中证据运用问题。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内容，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涉及到国家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对立与冲突。而我国立法上对于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至今尚无明确、切实的规定。因此，作将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介，试图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提出自己的设想。     

论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问题

基于我国立法上的二元违法制裁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后,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可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规定得不一致,审查能否作为刑事证据的标准不清晰,势必会影响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因此,应根据各种证据种类的特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对可以转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及情形予以统一明确化;审查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主体、程序、种类以及是否属于刑事非法证据等,认定其是否具有作为刑事证据的资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论

在我国近几年的证据立法讨论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至今没有得到具体落实。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人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认识有误，以及随之带来的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后果的恐惧。要在中国确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应当排除影响这一制度确立的非理性因素。既然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求的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就是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为支持程序正义理想所要付出的代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已经是势所必然，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是由我国的刑事侦查机关和人员通过非法的手段、方式和程序收集的证据,其获取的证据违背了我国刑事证据收集合法的规则。一方面,收集非法证据,其规则和适用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收集非法证据,将会导致各种冤假错案。因此,为了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排除非法的证据。如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已经在实际运用中采取非法证据排除的方法,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更加有效地提高我国侦查机关及其人员的办事效率。为了保证程序公正,应在刑事诉讼中合理的适用非法证据的排除,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自侦案件证据的固定——反贪案件在侦查过程中的证据固定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都是围绕着是否有犯罪发生,犯罪行为是由谁实施的,这两个问题来开展的,我们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依靠证据。证据的固定就是为了证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保证自侦案件在诉讼阶段能够顺利完成。     

中国区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诉讼中作为定罪的证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我们可以吸收联合国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内容，借鉴有关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规范分析视野下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研究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允许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在证据种类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在取证程序方面的基本统一性亦为二者的转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监察法》的上述规定未区分可予转化与不可转化的证据类型,也未明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审查要求,使得证据转化成为现实难题。为此,我国立法应当进一步根据证据类型区分可予转化与不可转化的监察证据范围,并从外在形式、事实层面和合法性等方面明确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应适用的审查机制。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对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都已确立,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与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与探讨,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非法证据的排除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冲突

通过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文章阐明了非法证据排除与程序正义价值存在的冲突以及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模式下，如何合理正确地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路径探析

在我国,非法证据仅仅限于言词证据。就刑事诉讼而言,非法证据并非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它往往对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具有重大意义。域外的司法实践中,对哪些证据进行排除以及怎样排除是比较复杂的并且充满争论的。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要建构符合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我们认为收集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控诉被告人以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在非法证据规则排除的模式问题上,应当采用原则加例外的做法。     

刑事证据当庭认定的法理学思考

刑事证据的认定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对刑事诉讼的结果和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认为合议庭在法庭上只有对满足了一定条件的刑事证据才可以当庭认证，对未满足一定条件的就不能予以当庭认证；对于不能当庭认证但不需要调查的证据由合议庭在庭下合议后进行认定，对于不能当庭认证且需要调查的证据在经过调查后在重新开庭中，经过举证、质证后再认定。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探讨

刑事诉讼的中心问题是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证据又是刑事责任认定的核心,因而证据规则显得尤其重要。英美法系国家规定了详尽的证据规则,尽管证据规则主要受到刑事诉讼构造的影响,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证据规则对我国刑事诉讼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与借鉴意义,因此应当确立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证据规则。     

构建证据展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据展示是对抗制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我国在借鉴对抗制刑事诉讼的一些做法后,应当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本文就证据展示制度建构中的几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析并提出一孔之见。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能有效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是实现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需要，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保证，是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我国应当确立全面、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