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型侨易”之探讨

若“侨易现象”在其最基本的含义上指在异文化区域有过一定时间停留的主体,因其“侨”经验而发生精神之“易”的现象,那么“创作型侨易”则在“学习型侨易”“传播型侨易”等已经引起学者们关注的类型之后,成为一种新的值得研究的“侨易现象”类别。“创作型侨易”的主体为文学艺术创作者;其创作行为的原动力来自于异地经验引发的他我碰撞;其作品为主体精神变化的呈现空间。创作主体的异地经验非同于一般旅人的异地经验。在陌异感带来的兴奋或不适的后面,主体追问“异”之所在,并从“异”中获得创作的动力、灵感与材料。若以“创作型侨易”这一现象作为理论思考点,并以洛蒂、克洛岱尔与谢阁兰这三位有过远东经验的法国作家为个案,我们可以考察侨易经验与作品创作中异质文化因素的地位的关系,以及适合“创作型侨易”的研究方法。     

漢易举要

序言昔人有言:“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經学。”群經如此,而《易》尤甚。《易》之为书,傅者恆言:“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焚书,《易》独以卜筮幸存,較群經为最无闕。然自西汉以后,經說之最复杂者,亦莫如《易》。今依通經須明古注之原則,先述汉儒說《易》之要义。要义既明,而后《易》之古注始可讀;非然者,未有不杆格难通也。     

20世纪《周易》书名研究综述

20世纪以前 ,对“周”、“易”二字的解释 ,就已经出现了许多观点。关于“周”《周易正义》引郑玄云 :“周为周普”;又引《易纬》云 :“因代以题周”;孔颖达自云 :“《周易》称‘周’,取歧阳地名”。陆德明《经典释文》云 :“周 ,代名也 ,周 ,至也 ,遍也 ,备也 ,今名书 ,义取周普”。关于“易”,《易传·系辞》以为“生生之谓易”,“易者 ,象也”,《说卦》又有“易 ,逆数也”之说 ;许慎《说文解字》云 :“易 ,蜥易”,又引“《秘书》说 :‘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乾凿度》云 :“易”有易简、变易、不易三种含义 ;程颐《程子遗书》卷 1 :“…     

德合天地 妙赞化育——方东美易学思想评述(下)

三、宇宙论精义与生命精神方东美在其名篇《哲学三慧》中,“依共命慧,所论列者,据实标明哲学三慧:一曰希腊,二曰欧洲,三曰中国。”对“妙性知化”而“成平等慧”的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脉,方氏认为是“老、孔、墨”三者:老显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德”,墨申爱之圣情。贯通老墨得中道者厥为孔子。实际上,方氏是把孔子所阐明的“《易》之‘元德’”视为主脉中的主脉。方氏阐发《周易》中“宇宙本体论”的精义,认为主要有四个互相关联的观念融贯汇通。(一)高揭一部万有含生论之新自然观。即“视全自然界为宇宙生命之洪流所弥漫贯注,一脉周…     

林至《易裨传》象数纠偏思想探微

南宋林至作为朱熹晚年的弟子,在继承和反思朱熹易学思想的基础上,作《易裨传》,以纠正当时象数易学之偏颇。林至认为《易》不出象、数和变三部分,主张以太极为本,纠惑于两仪四象之偏,画五图表示太极之理一以贯之;以天地之数为本,从“数”的角度纠以“河洛”为本之偏;以阴阳均衡之理,纠揲蓍之法挂扐之偏,表明易道不出一阴一阳。     

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背景动因分析

中国早发而深刻的神话历史化是有别于他族的一个文化景观。学界对这个现象已有众多的阐述,但对其历史背景的动因则缺乏应有的多维考察与挖掘。在“社会—思维”互动的视野中,有三个重要因素得以凸现,它们是商周之变、“帝”“天”之易以及祖先崇拜。商周之变实现了思想、思维的质变式飞跃,“天”“帝”之易使初民从“皈神”过渡到“依人”,祖先崇拜有力地消解了神明崇拜,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有效合力。     

“易”之“不易”疏义

据《易纬》及东汉郑玄《易赞》,《周易》之“易”涵摄“变易”、“易简”和“不易”三义.然而,对于“易”之“不易”义,历来学人见解歧义迭出.由是首先通过追根溯源,对“易”义进行诠释;其次,探究“不易”之源流变迁,以明晓“不易”本义;最后,以“秩序化”、“本体化”诠释“不易”义,彰显“不易”在纷纭变迁世界中的意义,企以开启生生不已的生命本体.     

孙奇逢"学《易》求端天地"的《易》学思想论评

孙奇逢科学地将《易》区分为天地之《易》（“本来之《易》”，“《造化之《易》”)，圣人之《易》(“圣心之《易》”，“《易》书之《易》”)和“在我”之《易》，主观模写客观。天地之《易》则化而为圣人之《易》。“我”学《易》求端天地，正为打开《易》书《易》的大门。从而，不仅是化《易》书之《易》而为“在我”之《易》，亦势必化天地之《易》而为“在我”之《易》。“我”则以之为指导，具体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系辞上》)探寻事物之纷繁，求索事物之几微；钩取深奥，推致远大。借为治身治家而治国平天下也!     

论张载“阴阳反交为大义”的《易》学思想

哲学家张载著《易说》三卷,确有极其丰富而精彩的辩证法思想。他不仅规定“太虚”为“气”,说“太虎之气,阴阳一物也”,唯物地改造“太极”的观念,而且概括事物的规律为“阴阳反交”,就是说对立统一规律推动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转化。圣人作《易》,之所以要以“六交拟议”,正谓天道变化之趋时也。天道变化趋时,决定用《易》守贞。所以人生用《易》,则“不可以必胜而忽慢”,稍生懈怠之念也！     

“被、受、挨”句辨

汉语句子主语是受体的句子中，以“被、受、挨”句最易混淆，本分析了三句易混淆之因素，并对词性、词义、词语搭配以及动词的语法作用等方面对“被、受、挨”句加以分辨，以期在教学中帮助留学生准确应用三种句式。     

从《高宗肜日》论及“易”概念的形成

“高宗肜日”,乃殷王祭祖之事,而肜祭却来源于原始宗教的助日厌月仪式;人们从逐月迎日活动中体察到“日月相推而明生”,从而形成“变易”的认识,它为作为哲学概念的“易”之形成提供了自然基础——此即“日月为易”之实质;“易”以“变易”为本,而经学家根据自身的逻辑需要,才将“不易”提到首位     

《史记·日者列传》语词札记

本文讨论了《史记·日者列传》中的五个语词,认为“诵易”是“诵习”之误,“顺理”、“夸严”、“观采”是同义复词,“纪差”是一个古历法用词。     

“韶乐易”与《南风歌》探幽——浅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论的形成与传播

《易》为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易”字本义当为“阴阳合历的某一祀日”。伏羲历、神农历、黄帝历或称。三皇易”,《连山》《归藏》《易象）,史称。三王易”。承“三皇”而启“三王”者,则有唐尧的《中星易》和虞舜的“五行易”,特别是“五行易”,寓“五运六气”等深奥理论于韶乐,博大至简,孔子极力推崇,故又可名之曰“韶乐易”。它的诞生,得益于虞舜的候风世家,其代表作即《南风歌》。在它指导下,百物时序,社会人文与自然各领域的活动由此步人科学的快车道。“韶乐易”可使部民广泛预测、验证各种物候;可在隐含概率统计的“周祭”祀典中发现自然与人文奥秘;可以寓教于乐,使教谕、政令神速传播,风靡邦域。     

评孙奇逢“《易》专责人事”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生当明清社会大变革之际,其学《易》研《易》、撰写《读易大全》,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社会人生。他认为研究天道地道,其旨趣在研究人道。其谓“自人用之总一人道”则集中反映其“《易》专责人事”的思想本质。他不仅教人认识斯人之生立难丧易、国家之兴成难败易、天下之治致难乱易的规律性,从而谨畏善治,既贞于终,防患于未然,而且提醒人们“戒慎不闻”,无时不兢惕,无刻不戒惧,从而随时随处,举止有法,既能自估以《易》,而行《易》于一身。所以他教人透过学《易》而为在“我”之《易》,“我”则立身于天地之间,而自觉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改造世界的真正主体,积极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争先恐后

赵襄子学御於王子期,俄而与子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子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     

“三个务必”思想多维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提“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三个务必”思想。从现实维度看,“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答好从“进京赶考”到“新的赶考之路”时代答卷的理性反思,是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与时俱进的理论升华。从内涵维度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宗旨目标,决定“为了什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根本保障,决定“为什么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方法路径,决定“怎么干”。从实践维度看,“三个务必”可以推进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完成,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评孙奇逢"转否为泰之道"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学《易》旨在用《易》以治身、治家与治国平天下。“天下之道莫善于相反而相交以为用”,是矛盾对立统一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是安危相随、泰否相因,始终都是“反交为用”的。所以,他提醒人们要泰不忘否。即便事已得凶,亦当仍使之趋吉,犹“逆挽而进之者,此《易》道之用与造化侔,而圣人作《易》之功亦与天地并也。”     

《左传》“外史”考辨

《左传》“外史”一职,其说有三：一是与“内史”相对,诸侯史官之“外史”;二是“外史”即《周礼》之“外史”;三是言史官身居在外.这三种看法,并不合于春秋实际,“外史”即《左传》之“史”,言外者实是与卿大夫“家史”相对应.     

王弼改定周易体制考

在中国《易》学史上,三国魏王弼(226——249)《周易》学说的出现,是改变一代学风、影响至为深远的一件大事。这位仅度过二十四个春秋的青年《易》家,置数百年《易》学流俗于不顾,独树新帜,奋起矫正两汉以降“象数学”弊端,廓而清之。他的《周易》学说,主子“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倡扬“卦以存时”、“案爻明体”、“承乘比应”等例,开魏晋《易》学新风。后世《周易》“义理学”之兴,实于王氏发其端。尽管王弼据《老》、《庄》玄理解《易》,或为后来崇尚汉学的《易》家所诟病;但自唐初修撰《五经正义》,《周易》定用王弼注,遂使王《易》在唐代几定于一尊,历宋、元、明、清,研探其学者代不乏人,迄今未衰。     

南阳遗址与“燕文公徙易”考

自“召公封燕”至公元前222年秦人灭燕,燕国存世800余年,其间几易都城,与之相关的燕国都城变迁尚有争议。其中关于“桓侯徙临易”“燕文公徙易”和燕都“临易”“易”这一史实众说纷纭。资料和研究表明,南阳遗址兴盛于战国中晚期,其时代、地望、规格和燕文公徙易之“易”均相吻合,应即燕文公徙易之“易”。燕文公徙易的历史背景既有合纵的需要,也是构建对齐、赵、中山诸国军事防御体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