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两汉时期,司马迁评论《春秋》、班彪评论《史记》,奠定了史学批评传统的基础。魏晋隋唐时期,史学批评传统从具体的批评上升到了理论阐述的高度。至清代章学诚,史学批评传统实现了哲理化的提升。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史学批评是引领史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第二,史学批评是史学创新的前提;第三,史学批评在晚清民国的史学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锋和催化剂的角色。传统强调传承,批评则指向变革。史学批评传统是理性的反省,是理智的观察,是深沉的思考。历代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获得了研究的灵感与动力、取得新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也在史学批评传统的指引下不断地完善自我、走向繁荣。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与传统文化

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是一种尝试。文化概念的极其宽泛和广度包容使我们在涉及民族文化时只能大略指出,其表层可以是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里层可以是思想观念、科技文艺,深层则是心理定势、思维模式。在传统文化这一背景上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显然不大可能将传统文化分类后到古代小说批评中去寻找例证,因为这样做不利于古代小说批评本身的探讨。最好是能将文化分类与批评体系结合起来,一一对应,然而这又为历史的具体性所不允许。我们所能做的是从古代小说批评基本的方面     

传统美国外交史学与文化转向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外交史学中的＂文化转向＂,存在着无视传统外交史学与文化转向的关系、夸大文化转向的革命性的倾向。回顾传统美国外交史学可发现,现实主义传统在方法论上忽视了文化因素和文化分析,但进步主义传统的修正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却为外交史学提出了文化分析的框架,并深刻影响了后来者,为文化转向打开了最初的大门。美国外交史学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调和传统范式和新兴文化转向之间的关系。     

推动史学发展,拓宽文化研究领域——"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大连大学人文学部联合主办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与会代表们主要围绕史学批评和史学文化两个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从多方面总结了史学批评的成就,探讨了史学批评发展的途径和前景,也从多角度审视了史学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史学批评与社会环境

史学批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史学批评会与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观点的分歧混淆在一起,形成非学术的史学批评。学术性的史学批评,就是史学领域中重要的内容史学评论,它是史学成果的一部分,可以代代相传,成为史学史中的重要内容;而非学术的批评,如媒体的评论、群众性的讨论可以形成大批判运动,可以在某一时期形成潮流,但是随着时代的转换,也就烟消云散了。     

瞿林东先生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从宏观角度提炼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具体涉及到史学批评的概念、目的、标准及方法、作用等。其《中国史学史纲》从微观角度对自唐迄清的史学批评进行了深入探究。瞿林东先生对史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学界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     

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产生过很多优秀的史学批评著作和较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随着史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审视、反思这些成果的优劣得失,成为历史研究繁荣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史学批评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史学工作者在史学批评理论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尽管很多史学工作者呼吁加强史学批评研究,但史学批评仍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兵",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史学批评还远远没有达到反省批判自身、规范史学研究、推进史学发展的目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学批评的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仍有巨大的讨论空间,为此,我们特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就"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谈谈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始终。 春秋末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家孔子所著《春秋》便明显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司马迁评之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并以鲁国史事,正名分,“拨乱世,反之正”。可见,孔子研究历史并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通过研究历史来宣扬他的思想观点,抨击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企图恢复已经崩溃的西周盛世。尽管这不符合历史潮流,但在史学经世致用的开创方面却功不可没。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

中国传统史学是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它的特点是：秉笔直书、褒贬分明、经世致用、宣扬大一统、爱国忧民和文史并重。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传统史学在往日治国安邦、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传播精神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笔谈，六篇）——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产生过很多优秀的史学批评著作和较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随着史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审视、反思这些成果的优劣得失,成为历史研究繁荣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史学批评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史学工作者在史学批评理论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尽管很多史学工作者呼吁加强史学批评研究,但史学批评仍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兵”,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史学批评还远远没有达到反省批判自身、规范史学研究、推进史学发展的目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学批评的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仍有巨大的讨论空间,为此,我们特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就“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圆”与“方”：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中的艺术性方法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中有一种艺术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近代史学开始了所谓的“科学化”的“祛魅”进程之后被消解或遗忘了的,研究者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直书、名教和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直书和名教是两个重要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是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制约的,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于传统史学的“史义”之中。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正>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芽:先秦 史学批评,是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包括对史学现象与史学思潮、史家与史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本身的反思与审视。     

论闻一多新诗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闻一多先生“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及其新诗批评，在确立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方面，为世人所瞩目。究其本质，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及其创作并非“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譬儿”，在他的诗歌观念中，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事实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基础内核。其诗歌“三美”的倡导，是传统诗歌理论基础在美学方向上的发展，是现代诗歌审美理念的建立；他对新诗的批评乃至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否定，以及诗歌创作以“时代”、“民族”为经纬的倡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歌观念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更新。     

史学审美——略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尺

史学审美是对史学现象和史学著作的价值评判,属于史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春秋》的是非褒贬、《左传》的叙事简要、《史记》的实录无隐、《汉书》的周赡丰绪,受到了历代史学批评家的重视和推崇,被视为评判各类史著得失的主要标准和审美尺度,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发挥了导向、规范、调整和推动等重要作用     

宋代策问与史学批评

宋代重视科举,以策问为主要考察形式。策问重视历史经验的考察,进而在策问中涉及史学批评。分析宋代策问中部分史学批评的主题,可以发现其既反映了宋代史学的发展,又反映了史学与科举、政治的关系。     

胡应麟的史学批评

明朝中后期著名的学者、史学评论家胡应麟(1551—1602),其治学以"淹博"、"会通"而著称,著述丰厚。其中《史书占毕》一书较集中地反映了胡应麟的史学批评思想,在史学批评观上提出"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在史家修养上提出"公心"、"直笔"二善说,在史文表述上提出"约而该,赡而整"等思想认识,这是从唐代刘知V《史通》到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之间十分重要的一部史学批评著作。     

史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的前结构

中国文学批评中保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存在着一个先天的前结构,即传统的史学批评。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的自觉先于文学意识的自觉,史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渗透于后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从思想渊源来看,史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浅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史学现象,在传统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就史学经世的前提条件作了分析、论述,并探讨了古代史学昌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经世的目标取向,进而说明,当前历史学的根本出路仍在于批判地继承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成因

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古人的崇古思想、史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属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