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是西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具体阐述了近代来华传教士采取"科学辅教"这一方式的多层次原因,简要介绍了传教士传播西学所采用四大传播途径,即创办报刊、教会学堂、医疗慈善和译介西学,并结合国门洞开这一社会现实,分析了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学经历的三个时间阶段,从而在文章的最后,能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近代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     

王夫之对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夫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借鉴吸收孙子军事思想,并对其加以继承发展。王夫之继承孙子"慎战"思想,对战争持审慎态度,认为要兴盛取胜,必须推行仁德,这才是兴国治军之根本。继承发展孙子"任势"思想,强调作战要因势制敌。继承发展孙子"五事"中"法"的思想,重视足食足兵,教兵备战。此外,王夫之还发展了孙子有关主、将、卒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思想,重谋思想以及奇正思想。王夫之的军事思想是在吸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优秀传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学传播

<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随着欧美殖民主义的炮舰、鸦片涌入中国，其声势和规模远远超过明末清初时西学东渐的水平。经过一系列的惊恐、困惑和省察之后，中国人终于从封建主义的闭塞蒙昧状态中挣脱出来，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进行审视、摄取和研究，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的历史潮流。西学传播就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条重要支流。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滥觞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等开明士大夫的倡导。至19世纪60—70年代，西方自然科学得到广泛而系统的介绍，形成了传播的第一个高潮。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介绍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使西学传播别开生面。尤其在辛亥革命期间（1901—1912），新型知识分子对西学，特别是对西方社会科学作了大规模的介绍，西学传播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西学传播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康熙的西学观探析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批判吸收,学以致用,凡不利于巩固统治及不适合中国国情者坚决取缔;其西学观的实质是“节取技能,禁传学术”,并大力倡导“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梅珏成的西学思想研究

作为梅文鼎的学术继承人,梅珏成对西学的态度也部分继承了梅文鼎的观点,但由于与西方传教士接触更多,因此其对西学的态度与其祖也存在差别。由于与传教士的矛盾冲突,梅珏成对西学的态度也充满矛盾,既承认西学优于中学,可取其长处,也对承载西学的主体―――传教士,以及专攻西学的学者充满不满情绪。     

陈独秀与中国传统文化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全面的考察,而着力最多的是儒学孔道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及对中国影响颇深的佛教理论。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既把是否引进西方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提高到能否保住“球籍”的高度去认识,又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批判的吸收、有选择的继承     

西学对王韬文言小说的影响

王韬对西学的广泛认识与了解使他的文言小说克满了经受西方文化洗礼的浓重色彩．反映了一个游历海外、深谙西学的责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探索与反思。在西学思想影响下，王韬的文言小说显然比以往的文言小说有所突破，西方的科学精神、经济观念、女权意识、民主平等的婚姻观念在王韬笔下都有所体现，为我国文言小说开拓了崭新的题材内容，也显示了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儒学观念的避步解体和向现代文明的艰难迈进。     

中国近代高等学堂科学教育与西学传播研究——基于山西大学堂科学教育的考察

近代中国科学的转型以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为基础,清政府实施“新政”,在全国范围创办高等学堂,推行科学教育,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山西大学堂作为中国最早创建的三所大学堂之一,率先开展了科学教育活动。文章从科学课程设置、引进科学仪器、编译科学教材等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分析中国近代高等学堂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之于西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黄遵宪与晚清孔教活动——黄遵宪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研究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发起保儒教活动,提出将儒家改造成西方式宗教(儒教)的主张。这个主张引起时人激烈的争论。黄遵宪以其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的态度提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但他反对把儒学变成有宗教设施、组织、教义和祭祀活动的“儒教”。他认为只有积极吸收西学,合中、西、新、旧之学,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并进而担负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黄遵宪的理性主义中西文化观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西学东渐记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诸如科技、法政、宗教、伦理,乃至文学艺术,我国统称为“西学”。西学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光辉的里程碑。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西学就开始东传。16世纪,欧洲传教士即把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传到我国。本文专记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西学在华传播情况。这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随此探索研究的深入,西学传入经历四个阶段,一浪高过一浪。一、从妄自尊大到“师长说”———鸦片战争时期从闭关到“…     

王夫之诗情观的人本特色初探

王夫之以深厚的诗歌创作及鉴赏经验为基础，用哲学家特有的思辨精神灌溉中国诗学，对诗歌的性质、创作、功能、技巧等诸多理论问题均进行了深入阐发，尤其是对“诗情”进行了许多新的详尽诠释。在王夫之的诗情观中，闪耀着夺目的人本光彩。人本主义主张奠定了王夫之诗情观之人本特色的思想基础；关于诗学理念的反思直接催化了其诗情观的人本特色；通过对传统诗学思想的改造，则直接显呈了王夫之诗情观的人本特色。     

王夫之《楚辞通释》与王逸注之比较

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是其研究《楚辞》的力作,王夫之对《楚辞》的训释多有独到的视野,是《楚辞》研究的宝贵财富,文章选择数则与王逸注进行比较,从而可以窥见王夫之《楚辞》研究的成就。     

王夫之的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分析

在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历史上,王夫之的批评颇具特色。他许以潘岳为俗:从创作内容、创作目的、主体诗气、艺术表现形式等俱是如此。他还认为陆机的诗歌创作以与弟陆云俱入洛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创作符合王夫之标举的雅的规范,且体现了晋宋风味这种诗美,而后期创作与潘岳一样,体现着俗。由此可知王夫之的潘、陆比较批评乃是早期陆机与潘岳的比较,批评的结果乃是雅、俗之别。如此鸿沟批评在潘、陆比较批评史上为第一次。如此批评也体现着王夫之诗学思想的某些独特性。     

浅析王夫之的情景说

情和景是王夫之美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情景说源远流长,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情景说理论。文章主要结合具体诗歌作品,浅析王夫之提出的对于情景的艺术处理方式——“情中景”、“景中情”,以及他所推崇的独特至高的艺术境界——“情景妙合无垠”。在分析这三种情景关系的同时,探析了这一情景关系说的理论依据。     

王夫之诗以"道性之情"论

王夫之把他的哲学范畴中的“情”,用在古典诗歌抒情本质的论述中,批判地吸取前人的营养,并且以他哲学思想中的人性论为基础,全面地、辩证地揭示了作为诗之特征的“情”的内蕴,建立以“情”为核心、呈辐式结构的诗论体系,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做出了独特贡献。     

王夫之美育思想初探

王夫之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目前学界对其美育思想缺乏系统的思考和全面的探讨。王夫之美育的终极目标即使人实现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王夫之认为美育应与人生过程相始终,是人面向理想境界对自己当下人生的无限超越的过程;王夫之重视培养完美和谐人格的美育过程中诗乐所起的作用;他还探讨了教学过程中美育原则的应用等。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王夫之的美育思想处于集大成又使之走向历史终结的地位。     

从晚明以来文学思潮看船山诗论的实质

明代文坛,模拟之习相仍,学古者相率为伪,反对者流于俚俗。针对修辞立诚传统丧失、古雅精神衰微的现状,王夫之提出了崇古尚雅的主张。同时,崇尚个性思想的发展冲击着儒家的理论体系,为了挽救道学家诗论的危机,王夫之倡言诗歌抒写情志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以为诗歌是诗人情感与礼乐精神的体现,把兴、观、群、怨看作“四情”,确立了把《诗》中“四情”作为衡量诗歌是否雅洁的准则;其实质,是要求诗人发扬《风》、《雅》比兴反映现实的传统,肩负起载道的使命。     

王夫之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微

诚信是人之本，中国传统伦理将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范畴。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对诚信有过丰富的论述。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大师王夫之一生以“六经则我开生面”自期自许，为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尤其对诚信这一传统范畴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批判和创新。他从认识论上以及道德修养论上充分肯定诚的价值并将其定义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范畴。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重新认识和阐释王夫之的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意象论

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是以“意象”为本体论范畴的,在他的诗歌美学理论著作《姜斋诗话》和他的诗歌批评实践活动中,王夫之通过对“意”和“象”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和梳理,指出了两者在理论上的联系,事实上建立了以“意象”为本体的诗歌审美本体论。本文意在通过对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和诗歌批评实践的文本的解读,澄清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体论内涵,明确其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