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省级教育行政官员──“提学”研究

“提学”一名,始于宋代崇宁二年（103年）。由于其职主管所属府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故名“提学”。明代初年,沿袭元代设有“儒学挺举”。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曾命驸马都尉梅殷“提督山东学校”①,然其制度未健全。正统初年方正式设立“提学官”（全称“提调学校官”）。明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据学”一职。嘉靖皇帝尝云：“提学官专士,系一方风教,视他为重”。可见,“提学”官一职在明代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明代“提学”一职的研究,对实行“古为今用”的原则,搞好当今我国省级地方教育行政的管理,有…     

明代历任陕西提学简考（下）

明代陕西文学一度崛起,“总一方之学”“为一方之师”的提学功不可没.现钩稽相关文献资料,对英宗直至思宗朝期间的历任陕西提学在陕督学的起止时间进行初步考证,同时,简单介绍其姓名、籍贯、出身及主要著述.以在任时间先后为序,列入有文献可征者,共计65任陕西提学.此为下篇,考述嘉靖之后的历任陕西提学.     

明代四书学研究综述

随着学术风气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明人四书学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明初期固守朱子之《四书》,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明中期,四书学因受到阳明学派的影响而产生新的特色;明晚期的四书学则处在儒佛争辩、朱王对峙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的复杂学术样态中,有明一代,四书学为之学术根柢。但目前学界对明人“四书学”关注仍有不足：关于明代《四书》研究的专著还很少,缺少对明代《四书》的整体把握与梳理;对于四书学的研究多依附于理学、心学,关注较多的是四书学的义理、诠释方面,对于文献整理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对明代“四书学”缺少全面性、系统性的“四书学史”研究。     

明代《诗经》“汉学”研究论略

会议认为“汉学”盛于清世，实则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汉学”运动。《诗经》的复活，旨在打破朱子《诗》学的一统天下，寻求诗的原始意义。其间出现了三个流派，即尊序抑朱派、杂采汉宋派与辨正汉说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朱子《诗》学进行了冲击，为明代《诗》学带来了新生机。     

明代地方学政的两次集中治理

徐永文在《教育评论》2007年第2期撰文考证了明代对地方学政的两次治理，指出正统元年（1436），明政府始设专门提督学政的官员，南、北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则由按察司副使、佥事充任。提调学校官的设立，标志着明代督学制正式形成。但提学官设立以来，其不能尽职的现象一直存在。     

明人诗学视野中的韦应物论

明人对韦应物五言古诗的评价，从“陶韦”并称到“六朝余波”，再到“唐体之小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使韦应物诗歌研究走向深入，体现了明人古诗与唐诗观念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变迁，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明代唐诗学与复古诗论的复杂关系。     

格调论唐诗学的复兴

明代格调论力主师法盛唐诗的高格逸调，导致古典唐诗学在明代走向全面盛兴。正德时以“前七子”为代表，形成第一高潮，嘉靖初渐趋低落。“后七子”出，格调论唐诗学得以复兴，他们弘扬“前七子”唐诗观的基本层面，同时又发展了格调论唐诗观：对唐诗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修正，对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关系作了深层次的思考，对唐诗接受范型有了新的拓展。     

我当“财务大臣”

一家子里妈妈是管钱、管事的“财务大臣”，爸爸是挣钱、办事的“劳累大臣”，我呢?自然是花钱、用钱的“小公主”啦!直到有一天家里要开会，在会议上，“财务大臣”对我说：“我的‘小公主’呀!你忠心的‘大臣’想调调口味，和你调换一下，可否?”我嘴里舔着棒棒糖，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但是在两位“大臣”的尽力劝“主”下，我才勉强地点了点头。新的“财务大臣”上台了，我领着500元钱开始打算起这一个月的伙食费和开支来。一直过了三个多星期，家庭生活很顺利，可一看记录本，烦恼就来了：我的“国库”里只余下102元钱了。于是我开始精…     

"提调官"与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

以往关于明代地方教育管理的研究中,大多认为明正统年间设立"提学"以后,参与明代地方教育管理的主要是"提学"和各儒学教官,由地方守令充任的"提调官"则负责校舍修建等后勤事务.考察新发现的<八闽学政>①和其他相关文献可以看到:"提学"的局限性决定了"提调官"不仅限于负责后勤事资,而是负有更多、更重要的职责;"提学"与"提调官"分工合作,共同构成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的领导层,他们之间的分工合作,是地方学政兴废的关键.     

“换义”例说

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甘肃人,曾任户部郎中。他才思敏捷,性格诙谐,是明代文坛“前七子”的领袖。传说他在江西担任提学副使时,发现有个学生与他同名同姓,不禁觉得有趣,在点名的时候,他想考考那个书生的学问,说:“你怎么同我同名呢?我出个对子给你对好吗?”他不等对方点头,就吟出了如下的上联: 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李开先的文学成就--《李开先年谱》序

李开先在明代学发展中是一位承前启后、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对其生平思想及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是关于明代中后期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于认识和把握明代中期以后政治、经济、化的变迁，社会情状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处境和心态都是大有裨益的。     

论明代词学的"主情近俗"

从词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明代词学是“曲子本位”思潮的回溯，以“主情近俗”为特征，这是词学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决定的。它在词学发展史上是一个不为人重视却很重要的转折环节。     

论张楷《蒲东崔张珠玉诗》--兼谈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蒲东崔张珠玉诗》是明代正统天顺时期诗人张楷所。在迄今为止的学史研究论中，从未被具体论及。本对张楷的生平、《珠玉诗》以及它和《西厢记》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考证；在此基础上对《珠玉诗》在明代学、中国诗史以及中国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论述，探讨了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王廷陈对明代文风的影响

从重新确定王廷陈在明代学座标中的位置出发．客观地论述了王廷陈诗的特点，指出他是明代中期杰出的诗人；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王廷陈的诗风格对李贽、“公安派”的艺观点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首开明代学新风的人物。这种见解与旧说不同。     

明代楚辞“论评类”典籍述略

楚辞“论评类”典籍是指侧重对楚辞作品及其屈原人格进行评价的典籍文献。文章对明代的四种重要的“论评类”典籍的成书情况、评论特点、存在不足以及在楚辞学史上的贡献,都作了条分缕析的概说,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明人治“楚辞学”的一般特点。     

明代诗文复古思潮浅论

明代诗文领域里的复古思潮，是贯穿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吴中四杰”到“前后七子”，都以复古相标榜，活跃于文坛一百余年。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明代文人的“嗜古”、“好古”。略加探索，不难发现，其后蕴藏着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动因以及文学价值观念的作用。     

重现明代《诗经》学的辉煌：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评介

明末清初朴学宗师顾炎武以传统经学价值取向为标准品评、抨击明代学术之空疏浅陋,认为古学弃于明,经学亡于明,剽窃之风盛于明,改窜古书之习猖獗于明,制义所利在“空疏之人”,最没有学问的也就数明代人了(参见《日知录》)。此后,在《诗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对明代《诗经》学多为贬抑之词,以为“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胡朴安《诗经学》)。多以为“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山西大学教授刘毓庆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褚斌杰先生     

英国教育就业国务大臣发起“校企连接项目”

英国教育就业国务大臣 Lord Henley最近提出,将着手进行一个新的项目,即“校企连接项目”,目的是把青年人介绍给社会各阶层。“校企连接项目”将为14～16岁的青少年提     

苦恼的“小皇帝”

<正>在家里我是“小皇帝”,可我谁都怕,那一帮“大臣”——“财政大臣”妈妈,“文化大臣”爸爸,“内务大臣”奶奶,还有“劳动大臣”爷爷,对我管教严厉,我一点儿自主权都没有!对这四位“大臣”毫无办法,只能乖乖地听他们的话。他们老是为我出主意,意见却总不一致,又谁都说服不了谁,有时还会争吵起来,害得我无所适从。     

何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左传》中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语，史学界历来认为它们都是古书名，但内容和形态的解释却是众说纷纭，近来漳州师院靳青万从字源学意义上对其进行综合考察后发现：“三坟”事实上就是当时占卜祭祀后埋在地下的书，“五典”就是置于供案上祭祀祖先神灵的书，“八索”就是当时结绳记事的书，“九丘”则是堆放起来供大王和大臣阅读查考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