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治思想探索

蜀汉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因为社会控制的放松和社会需要的增多,儒学独尊的局面被动摇,诸子之学勃然兴起,其中刑名、兵家之学最受重视;不过儒学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学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化的经学三大流派,地位平等,共同为蜀汉服务;由于蜀汉以正统自居,两汉史成为蜀汉的重要政治工具,是蜀汉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个特色。     

蜀汉东宫官制述论

蜀汉东宫官制略承东汉。其任职者大多与益州、荆州集团均有关联,且为才学之士。蜀汉尊崇东宫官属之选,其目的在于借以融合新旧两派。     

《隆中对》的政略修改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方针

蜀汉的政略方针在夷陵之战以前和以后是有变化的。夷陵之战的失败,给了蜀国一个沉重的教训,使它的当权人诸葛亮不得不对蜀汉的政略方针作一深入的思考,其结果,就是蜀汉政权对以前的政略方针作了局部的调整和改变。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北伐中原,也不是以攻为守,而是进占陇右,进而占有关中,配置起两路进攻中原的另一支钳臂。这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都体现出来。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意义主要为：一具有弥补蜀汉以前政略失误;二关系到蜀汉的国力能否进一步壮大;三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北进中原,兴复汉室的最终目标;四关系到能否与孙吴一起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曹魏的态势。诸葛亮北伐把主战场推向魏境,使司马懿不敢与之决战,大大地宣扬了蜀汉国威,鼓舞了蜀汉君臣和军民振兴蜀汉的壮志。其预期战略目标虽未实现,但对蜀汉国力的增强,对主敌曹魏的防御,都是不可低估的。     

论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一）——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

古往今来,以蜀汉为主体的三国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蜀汉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历来史学界持续不辍之学术思潮的强势推动,实在是功不可没。     

蜀汉重庆人口考

考蜀汉时期重庆人口，由于《三国志》阙“地理志”，无直接材料可作依据，只能凭间接材料。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中之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重庆人口为户199650、口689700。     

蜀汉法制“郑义”发微

郑玄的经学、律学对汉魏以降乃至隋唐的法制影响至巨,历代学者每苦于文献无征,只好付之阙如。而史籍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郑玄与法律之学的瓜葛相连。以去汉未远的蜀汉为样本,对其法制与郑学之渊源作一个微观的考察可知,蜀汉文教制度之儒风蔚然,法治政策之宽严相济,可谓深得郑学三味。     

魏延论

三国时,蜀汉偏隅益州,良将济济。立国之初有关、张、马、黄、赵,后期有姜维,而魏延则崛起于蜀汉前期、活跃于蜀汉中期。他年轻时率部追随刘备,与黄忠一起进军益州、驱逐刘璋。后赴汉中,据守蜀汉北境,确保了蜀国荆州、平南中时北境无虞。诸葛亮督师北伐,数辟魏延为先锋,延功勋卓著、为蜀将之冠,千古青史自不可湮没他的勇猛建树。在三国史的研究中,魏延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大凡肯定其兵出子午、与诸葛亮主力     

信心丧失与知识忠诚:从谯周生平看蜀汉灭亡原因兼驳地域势力集团矛盾亡国说

对于蜀汉灭亡之原因,近年来最具影响的就是不同地域势力集团矛盾说。但仔细考察,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不足的。蜀汉内部的矛盾可能按进取者与保守者来划分会更确切一些。蜀汉的亡国,首先是其政治目标越来越无法实现,对外战争又使国贫民困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域内民众信心普遍丧失;其次是这种信心丧失恰好与当时的普遍认知汇合,以致蜀汉国家认同破裂,谯周劝降后主得以成功。谯周的人生经历恰好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变化过程。     

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南中经略与蜀汉政权存续关系探究

经略南中既是刘备三分天下的既定策略,也是蜀汉建构自身正统性并与曹魏争夺天下的核心要义。据蜀之初,刘备即积极筹划经略南中,但碍于内外交困,蜀汉仅能在南中维持薄弱统治。诸葛亮南征后,蜀汉得以深入南中腹地,依托庲降都督和郡县治理体系对南中地区施行有效经略,使人丁、财赋等各类战略物资不断输往成都。南中经略为三足鼎立形势下的蜀汉政权存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南地区开发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三国蜀汉政权派系动态分析

蜀汉政权在三国时代一直积贫、积弱,原因众多,但内部派系斗争绵亘不断却是历来史家所极少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备草创军事集团之始,以关羽、张飞为代表的元老派便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派发生龃龉;蜀汉政权建立之后,内部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元老派、荆州派、益州派相互争权;刘备与诸葛亮相继去世后,新旧派系实力随即发生消长,内耗不断直至蜀汉政权灭亡。     

《三国志》裴注＂傅玄序＂解读——机械制造大师马钧的幸与不幸

马钧是三国时期的机械制造家,其主要活动发生在魏明帝曹叔和齐王曹芳时期。他革新了织绫机,提高了功效四五倍;革新创造了指南车、翻车、水转百戏;因遭无理诘难,其改进诸葛亮连弩的想法和改进发石车的设计未能成功。《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中有傅玄对马钧的高度赞誉和评价。     

《三国志》"品藻典雅"平议

陈寿叙三国的历史很善于品评人物,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品德节操、器量才识、功业实绩和体貌风度等几个方面,在具体的分析评价中,他很注重把三国时期各种类型的人物作纵向或横向比较,并坚持“不求备于一人”,瑕瑜互见,功过二分,谈到三国的兴亡和有关人物的成败,陈寿讲天命、天时,但更注重器识谋略等人物自身的因素,由此形成其很富有个性特点的“人谋”史观。     

从《三国志平话》看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

<三国志平话>是说书艺人讲说三国故事的底本,它在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出版,因此,罗贯中如果创作<三国演义>应当借鉴此书.但从<平话>的内容看,三国故事在元末明初还不够成熟,罗贯中不能从中借鉴到什么东西.所以,他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长篇小说和小说理论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没有条件因此也不可能创作出这样一部杰作来.<三国演义>应当是宋元至明中叶的说书艺人们世代累积不断创造出来的,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创作而成.     

对酒当歌 彰显性格——酒与《三国演义》的人物刻画

《三国演义》刻画人物性格采用了多种手法,其中酒被作家恰到好处地加以运用,成为了独特的表现人物性格的要素。本文从酒显英才、酒露性格等方面来论述小说中酒对刻画人物所起的作用,领略作家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     

孙权后期弊政及对孙吴政局的影响

孙权是三国鼎立时期的一代英主,正是他的励精图治才使得孙吴在魏、吴、蜀三国中国运最长.然而,由于自身性格特点和客观环境变化,在他统治后期也出现了许多弊政,如猜忌杀戮重臣;虚伪自持,好大喜功;立嗣举棋不定,废长立幼;币制紊乱,刑法苛重,任用酷吏等.这些弊政耗费了大量财富,使得孙吴后期人才调零,权臣和宗室专权,加速了孙吴政权的衰亡.     

周瑜性格的再评价:“小气”还是“大器”

周瑜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又是三国时期实有其人的吴国重要辅臣。罗贯中出于拥刘的写作宗旨,在其笔下的周瑜身上,虽显露出许多才气、勇气,但更多的是"小气"。因此,在谈周瑜才气、勇气的同时,必须透过小说中周瑜"小气"的现象去考证其源由,以还周瑜的本来面目———大器。     

汉末三国婚姻不重门第初探

薛瑞泽先生在《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一文中已对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提出质疑,他认为"三国时期的婚姻并非极重视门第,门阀等级内婚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实际上,汉末三国时期的婚姻不止是"并非极重视门第",而且是根本就不重门第,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嫁娶不重门第的婚姻案例作一梳理,同时对不重门第的原因作出剖析,特殊的年代门第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才是不重门第婚的主要原因。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试论周瑜的勇气

明末清初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周瑜这一人物形象,是一个带有矛盾性的艺术形象,即在其身上既充满着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小气,又存在着足以令三军将士敬服的才气和勇气。就其勇气而言,着重体现在联刘抗曹的忠勇之气和左右君主的无私勇气两个方面。     

善“解大数”的东吴政治家鲁肃

作为东吴的杰出政治家,鲁肃业绩的特点是善＂解大数＂。所谓善＂解大数＂,是指他遇事善于把握大局,从战略上观察和解决问题。其突出表现是他背弃袁术,投奔孙氏,为孙权谋划＂鼎足江东＂的＂帝王之业＂;关键时刻,抢占先机,策划孙刘联盟,促成赤壁之战的战略性胜利;始终不渝地坚持孙刘联盟的战略方针,图谋东吴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鲁肃是孙刘联盟先行者和奠基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