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

在科举取士的基础上,明代创立了庶吉士制度。有明一代从新科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拔庶吉士,培养三年,优者留为翰林官,次者出为科道、六部主事等官。这一制度在选官制度史和教育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制度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明代的庶吉士教习官

庶吉士教习官在庶吉士管理和进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自宣德五年至明亡,实任教习官共有110名,几乎都是鼎甲进士和庶吉士出身,与庶吉士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功名和文化素养层次结构;教习官最初由翰、詹官充任,适应庶吉士日益成为阁臣主要来源的变化,弘治后则改由太常寺卿、吏(礼)部侍郎乃至尚书兼翰林学士或侍读(讲)学士充任,其品级也升至三品乃至正二品.教习官教习内容以诗文为主,虽难以适应培养庶吉士成为高级辅政人才的需要,却始终未得改变;教习官无固定任期,再加后期更换较频,也不利于教习质量的提高.教习官一般由阁臣推荐产生,不仅本身成为阁臣的重要人选,而且成为维系阁臣和庶吉士关系的重要纽带.     

明代庶吉士制度考评

明代庶吉士制度是朱元璋始创的高级官员职前培训制度.本文试图通过考证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史实,检讨明代庶吉士制度利弊,对这一前人基本没作系统研究的制度作一初步总结,以有助于对明代政治史及行政制度的认识.     

通天之途：明代入阁庶吉士群体量化研究

由明代首创的庶吉士制度,既是优秀青年官员的选拔制度,也是朝廷中高级文官的储育制度,承担着扩大统治基础、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能等重大职责,被时人视为“通天之途”的官场捷径。针对入阁庶吉士竞争性选拔、针对性培训、最优化发展的路径探究,再辅以对该群体年龄、地域、身份等因素的量化分析比对,有助于进一步考察庶吉士制度与内阁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庶吉士制度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提供的相关启示、经验。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     

四库馆臣对明代考据学的评价

明代考据学是明代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对于明末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明代考据著作之体要为考察对象,可以洞见四库馆臣这一学术共同体对明代考据学的认识,包括馆臣对明清考据学关系的认识,即承认明代考据学对清代考据学"导夫先路"之功。相对于明代理学末流空疏的学风,馆臣对于明代考据学著作无疑更是偏爱,但由于无法与乾隆时期日趋缜密的学术风气相比,馆臣也对明代考据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明代安仁进士考

据清代的《安仁县志》所载,明代安仁县共考取了四位进士,分别是邓伟奇、欧阳复、陈铨、欧阳选。经考证,其中陈铨乃永州卫人,而非安仁县人。另外三位进士学界罕有研究,现结合各地的方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为这三人编写简要的生平年谱,以进一步了解他们三人的行事,并考察安仁进士在明代的成就与贡献。     

明代高道任自垣考

任自垣是明初武当山的道士,他参加了明代《永乐大典》的编纂,是明代《道藏》的总纂官,是明代首部《武当山志》的作者。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道士,他经历了明初的五个朝代,与三朝皇帝关系甚密。他幼入茅山修道二十余年,提调武当山十八年。从道录司右玄义到太常寺寺丞,他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儒学高道。     

明代温州白鹿社考

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年）,温州出现了著名的诗社——白鹿社,它对温州当时的文坛有重大影响.由于代远年湮,文献稀缺,学界对温州白鹿社茫然不知,故就其成立时间、活动地点、成员组成、历史地位等进行辨析考订,以勾勒出温州白鹿社的大体面貌.     

明代武举未设殿试考

明代自武举开科,就有人不断呼吁开设武殿试,但直到崇祯四年,这一建议才被部分采纳,由此产生了该年始开武举殿试的说法。然而,细考相关史料,可知直至明亡,明廷都没有在武会试之上举行过由皇帝主持的武殿试;只是自崇祯四年武会试开始由皇帝钦定其中式者前二十位的名次并举行传胪、给赏等仪式而已。     

明代会试判卷标准考

明代科举会试一般由三场考试组成,规定考生必须在三场考试中都取得优秀的成绩,最后才能被录取。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在科举考试判卷中并未完全落实。本文通过对《会试录》所收《程文》作者名次及其文后所附考官“批语”内容的分析,考察明代会试考官判卷的标准,及其对考生成绩的影响。     

明代张綖交游考

张綖是明代重要的文学家和词论家,学界关于其生平交游的研究还很薄弱。今详考张綖交游19人,其中有顾磐、顾瑮等同道好友,有王阳明、吕柟等当世名儒,有王磐、廖道南、皇甫汸等著名文人,有蒋芝、许檖等官场同僚。他们对张綖的品格修养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察其交游情况有助于深入研究张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     

明代羌族地区兵备道考

明朝在羌族地区设置兵备道,起始于正统四年,至正统后期、天顺前期已趋于成熟.成化中期,为因应局势的变化,明廷再将整饬松潘兵备分为威茂、安绵、松潘三处.兵备道的设置,对维护并巩固中央政府在羌族地区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     

明代榜例考

“榜例”作为法律用语和法律形式始于明初,曾在明代立法扣司法活动中广泛使用。我国学界尚未对这一法律形式进行过研究。文章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对明代榜例的制定、功能、演变、实施状况做了系统考析,揭示了明代榜例的概貌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庶祖妣王氏圹志》碑及相关考辨

福建省莆田市三清殿文物保护管理所藏有明代万历十五年《庶祖妣王氏圹志》碑,为莆田洪氏族人洪斐志石。钩沉相关史料、方志、谱牒及碑铭,可证得碑文所言"先王父京兆公"即嘉靖二十年(1541)六月升任"应天府府尹"的洪珠,洪斐庶祖母二位女婿皆为当时名宦。     

明代史官制度之渊源考

我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而官修史书制度化则完成于唐代。自唐之后,史馆修史逐渐成为一种制度为后世所继承。明代史官制度承汉唐之旧,又有所损益,在直接继承和发展元代史官制度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和完善,延续了自古以来良好的修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