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家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的再质疑

迄今,注释郭沫若旧体诗词的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纪游诗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和《郭沫若楹联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对于五家注释,我曾写过几篇文章,提出了某些不同意见。兹综合近向研究所得,撰写此文,再向诸家求教。如一得之见可取,幸甚,倘倒白为黑,识者正之。     

郭沫若诗《鹭鶿》为“鹭鸶”辨

《鹭鹚》最早刊于1919年9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据笔者所知,在迄今为止的近七十年里,除《鲁迅、郭沫若、茅盾著译年表》(吉林师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1976年10月,内部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和《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改题为“鹭鸶”,而且未作解释外,郭沫若著作的各种版本及研究论著,皆依旧题。笔者认为《鸳鹚》应为“鹭鸶”之误,特辨析如下:     

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观

郭沫若(1892—1978)是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开国以来,尽管他重任在肩,政务繁忙,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写诗,除先后出版了《新华颂》等诗集外,还出版了文艺论文集《雄鸡集》(1959年,北京出版社)、《读〈随园诗话〉札记》(1962年,作家出版社),《李白与杜甫》(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雄鸡集》收集了作者建国初至一九五八年的包括附录的报告、演讲等文章三十多篇。此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报刊的谈诗文章。由吴天霖等编成《郭沫若文论选(1949—1978)》(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郭沫若建国以来的诗论,是     

在痛苦中探索 在彷徨中前进——读《星空》札记

在《女神》问世后两年,郭沫若的第二部诗集《星空》出版了(初版时为诗歌、戏曲、散文集,一九五七年编《沫若文集》时,《星空》收入第一卷,只收诗歌和《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二诗剧,散文分别编入第五卷和第七卷。本文谈的是诗集《星空》)。《女神》的大多数诗篇写于“五四”高潮时,是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年上半年,郭沫若诗歌创作爆发期的产品。《星空》写于“五四”退潮时,是郭沫若在初步接触了祖国现实,感受到幻灭的悲哀,     

论《凤凰涅槃》的浪漫主义特色

<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初几个年头,当胡适“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在新诗园地里仅踩出几行“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脚印的时候,当几名新诗人还在操着小诗的丝竹低吟浅唱的时候,“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郭沫若氏。郭沫若自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以后,便以诅咒黑暗,渴望光明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     

《〈鲁迅涛稿〉序》修改评析

郭沫若的《&;lt;鲁迅诗稿&;gt;序》(见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短小精悍，内涵丰赡，字字珠玑，脍炙人口，是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笔者从《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上看到了该序的初稿。把这个初稿跟作者定稿(见1961年9月12日《文汇报》，     

有关郭沫若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几个问题

郭沫若的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一些问题,是研究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生平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郭沫若年谱简编》(收入《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中,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法。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在《简编》中对有关史实未能充分展开,因而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     

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质疑

关于郭沫若旧体诗词及楹联的注释,去年我在《求索》第一期、《湖南师大学报》第二期、《贵州社会科学》第三期和《沫若研究》第三辑上,相继发表了四篇文章,对诸家注释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兹作注释质疑续补,再向专家学者们求教。一、《郭沫若全集》注释商榷(一)“怀石理则那”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揽辔忧天下,投鞭向汨罗。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过汨罗江感怀》1926年作对于诗末一句的“那”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注     

郭沫若研究二题

一、关于郭沫若诗歌创作方法的商讨在研究郭沫若中晚期诗歌时,有人曾经说:“郭沫若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的论文中,片面否定浪漫主义,片面强调现实主义。自诗集《恢复》开始,他在诗里就很少采用那些自己特别喜爱的题材,运用那些自己特别熟练的手法,而一心一意遵循现实主义的要求。”他并把这作为郭沫若部分诗作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来,离开最能表现自己     

戏剧宝库的明珠——论郭沫若历史剧《屈原》

我国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史剧家郭沫若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之间,以他那卓越的艺术才能、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一共写了五个历史剧:《屈原》、《高渐离》、《虎符》,《孔雀胆》和《南冠草》。这些历史剧是“献给现实的蟠桃”。(郭沫若:《谈戏剧创作》)它不但真实而又生动地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传统,而且紧密地配合了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借用“史事”讽谕“今事”,在中外文坛上“引起了热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屈原》是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写得最为成功、又最能体现作者历史剧创作的特点的代表作,它给我国的戏剧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异彩。     

曹操评价三题

郭沫若在1959年先后写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蔡文姬)序》等文章为曹操翻案,做出了新的历史评价,在当时曾引起了一场各抒己见的热烈讨论,那场讨论从历史的角度澄清了一些有关评价曹操的问题。近读刘知渐先生《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旧话重提,觉得大有商榷之处。想就有关曹操评价的三个问题谈点看法。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名家散文教学策略探微 ——以五年级上册《白鹭》为例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中高年段收录了不少名家散文,如五年级上册的《白鹭》(郭沫若)、《父爱之舟》(吴冠中),五年级下册的《月是故乡明》(季羡林)、《手指》(丰子恺),六年级上册的《丁香结》(宗璞)、《好的故事》(鲁迅),六年级下册的《北京的春节》(老舍)、《腊八粥》(沈从文)等.作为教材选文中的精品部分,名家散文在文本解读...     

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

《兰亭序》是一个著名的字帖,相传是晋代的王羲之写的.它一直被人们尊为行书的模楷,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不过,历代许多书法家、金石家对于它的真伪问题都曾发生过怀疑,只是他们还没能根据确凿的证据做出判断.清光绪十五年(1898年)有个叫李文田的,经过较仔细的研究后,认为:《兰亭序》根本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他写的.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有争论.今年6月郭沫若同志根据在南京郊外出土的几种晋代的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王丹虎砖志》)等资料,对《兰亭序》重新做了研究,证明它的确不是王羲之的文,也不是王羲之的字.他的主要论据有下述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中国书法的发展情况来看.郭沫若同志研究了那些晋代墓志碑文后,认为当时的书法基本上是隶书体,和两汉时代的隶书一脉相传,而《兰亭序》则与唐代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与隶书的笔意完全不同,因此显然是后人的依托.     

论郭沫若的人生观

在郭沫若研究中,尽管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对于伦理思想却很少涉及,至于郭沫若的人生观更少有人问津。阐明郭沫若的人生观,我以为对于了解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尤有重要意义。一让我们首先对郭沫若人生观的发展作一鸟瞰。少年时代,郭沫若已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时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有矛盾的。他时而说:“我已久存厌世心”(《澡堂狂吟》)“人生到处须行乐”(《三月十四日暮同友人游园作》),时而说:     

歌德、席勒与郭沫若的历史剧

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的作品早在本世纪初与二十年代就先后进入中国,从小说、诗歌到戏剧,甚至连童话也没被忽略。 歌德和席勒的戏剧被介绍过来的时间,集中在二、三十年代。歌德的《史推拉》和《克拉维歌》,汤元吉译,分别于1925和1926年出版。《浮士德》的郭沫若译本(第一部)1928年出版,周学普的全译本于1935年出版。1934年还出现过原作的故事梗概《浮士德》     

解读郭沫若的小说《柱下史入关》

《史记》中老子出关的故事引发了中外作家的创作热情。郭沫若借助历史榜样反思自己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柱下史入关》中,老子在沙漠中布道失败与老子自己的反思是小说中极为精彩的情节,反映郭沫若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同时给那些找不到人生出路的知识分子以精神鼓舞。郭沫若借“老子入关”给自己的漂泊之路赋予了新的意义：漂泊不意味着逃避和沉沦,在漂泊路上仍然可以寻求真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郭沫若与《甲申三百年祭》

“天也不覆找,地也不载我,错！错！错！迎闯王变成了四面楚歌,千古恨,沦落了大好山河……”这是祁剧《甲申祭》中,李自成走投无路时发出的绝望哀叹。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祁剧《甲申祭》在北京演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今年是甲申(即李自成进京)350周年,也是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50周年。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自强教授,他详细介绍了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前前后后,及这篇文章对于今天的意义。     

论郭沫若的人生观

在郭沫若研究中,尽管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对于伦理思想却很少涉及,至于郭沫若的人生观更少有人问津。阐明郭沫若的人生观,我以为对于了解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尤有重要意义。一让我们首先对郭沫若人生观的发展作一鸟瞰。少年时代,郭沫若已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时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有矛盾的。他时而说:“我已久存厌世心”(《澡堂狂吟》)“人生到处须行乐”(《三月十四日暮同友人游园作》),时而说:“宏道斯足荣,何用泣秋草”。(《述怀》)看来,由于大量阅读我国古典诗文,对于其中揉杂着的不同的人生态度,他都沾染了一些。不过,如果着眼于数量的统计,他少年时代的诗文中,却较多的表现出一种     

郭沫若研究中的一朵新花——喜读《郭沫若评传》

卜庆华同志的《郭沫若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连载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湖南人民出版社拟在近月重印,重印前,《评传》作者又作了一些重要的修订。从已出版的郭沫若研究论著来看,这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主义较为系统、全面地评介郭沫若的革命实践、文化活动、文艺创作、史学研究的好书。它不仅为我     

郭沫若和唐诗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巨人,是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于新诗创作,曾投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并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为自由体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开辟了新的天地,是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但郭沫若并未因倡扬新诗而摈斥旧诗,他对传统的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仍然怀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鲁迅之七律《无题》(惯于长夜)“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为此作了一首和诗《归国杂吟之二》(又当投笔),还谦虚地说:“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他的一些旧体诗,如《晚眺》、《游操山》、《南征中》、《题延光砖五首》(其四)等,或借景传情,或以景语作结,既形象鲜活,又含蓄不尽,富有审美张力,这正是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