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契约文书“中人”研究回眸与思考

回顾了20多年来"中人"研究的状况,综述了有关"中人"的内涵、"中人"的社会来源、"中人"的报酬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认为"中人"研究应该利用新资料,扩大研究视角,探究区域性特点。     

清水江文书所见清代苗族女性买卖土地契约的形制与特点——兼与徽州文书之比较

近年来,在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清水江文书,其中苗族女性参与或主导的土地买卖文书遗存极为丰赡.以之与徽州文书已有的研究成果试作比较,发现苗族女性买卖土地文书所呈现出来的形制与特点与徽州地区大致相同,即苗族女性的土地买卖文书在纸张选用、书写格式与汉字书写逻辑上,显示出其继承和吸收汉族契约文书基本“契式”的一面.而考“立契人”“产权来源”“出卖原因”“买主”“领价与署押”等契约要素与内容的具体表达,又与徽州文书多有不同之处,表现出了较强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之特点,尤其是女性买主更为徽州地区所绝少者,呈现了苗族女性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与权利的历史事实.     

徽州文书所见清代保甲制度的推行和运作

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施的一项基层社会控制和管理制度。文章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方志、族谱等,进一步呈现清代徽州保甲制度推行和运作的实态：保甲门牌、十家门牌等保甲编制过程中给发的官文书,反映出官方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和意志,及其实现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目的;合同等私约文书,反映了保甲组织在官方的领导和督促下,依托宗族力量运作的实态;谕单等官方颁定的章程和政令,可见面对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和保甲制度的日渐式微,官方强化保甲制度的意图。清代徽州保甲的编制、运行、强化,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基层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徽州契约文书“力分”释义考辨

在徽州契约文书中,“力分”一词频繁出现,书写形式多样.根据契约文书内容,其义有二:一是山场内的收益,通常指出佃后山场内的收益;二是山场承佃之人,相对于山场主人“力主”而言.     

明代徽州“四大墨谱”

“四大墨谱”是指明万历年间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和《潘氏墨谱》。 《方氏墨谱》6卷,方于鲁辑,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绘图,黄德时、黄德懋等镌刻,万历十七年（1589年）方氏美荫堂刊本。共收录方于鲁所造名墨图案和造型385式,分国宝、国华、博古、法宝、洪宝、博物六类。雕刻精美,线条细如毫发,纤丽逼真。     

明代徽州“四大墨谱”

“四大墨谱”是指明万历年间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和《潘氏墨谱》。 《方氏墨谱》6卷,方于鲁辑,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绘图,黄德时、黄德懋等镌刻,万历十七年（1589年）方氏美荫堂刊本。共收录方于鲁所造名墨图案和造型385式,分国宝、国华、博古、法宝、洪宝、博物六类。雕刻精美,线条细如毫发,纤丽逼真。     

明代徽州里的编制与增减

里甲制的研究是明代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主要针对明代徽州里的编制及其演变情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其一,徽州的里,从最初编成到万历这段时间内,相当数量的里慢慢消失的现象,所反映的并不是明中期以后里甲的崩溃,而是反映了明初里的整顿。其二,明代徽州里的改编是在大造之年进行的。和其他地区一样,户数的增减,成了决定里的产生和消灭的根本原因。其三,在整个明代,徽州也不能脱离里甲体制的变化压力。不过,到了明末,徽州里改编的主要倾向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仅从里甲编制的侧面来看,徽州通过里的增减方式,终于缓解了其内部变化的压力。     

明代凤阳府和徽州府书院发展之比较

提起明代的安徽,人们自然会想到当时以至后来在全国闻名遐尔的两大地域人群：凤阳乞丐和徽州朝奉。明代的凤阳府和徽州府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凤阳府是“龙兴之地”、“帝王之乡”,而徽州府则是“商贾之乡”、“文献之国”;前者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而后者在经济和文化上则占有绝对优势。明代这两个府的教育各具特色．尤其是书院教育更是出现各异的发展。对两府的书院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书院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综合互动关系。     

简析明代徽州谱序的发展概况

国有正史,地有方志,家有家谱。家谱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发展等与家族相关内容的历史书,而作为家谱前具有概括定论性质的部分,谱序就成为了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现今徽州地区保存下来的大量谱序对研究谱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探析徽州谱序发展概况对明代徽州家谱的研究和谱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中叶闽东畲族地区“中人”报酬考——以闽东畲族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中叶闽东畲族地区经济交易活跃,而“中人”在乡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契约订立、交易担保、买卖纠纷等环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对闽东地区“中人”报酬的考察,可知“中人”酬谢类型呈现单一性的特点,绝大多数以银两酬谢为主。结合相关契约文书进一步分析,“中人”报酬支付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多因素影响的。此外,闽东地区“中人”酬谢比重以3%为主,占比在1%～10%之间浮动。通过对罗源、屏南、古田三地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宗族伦理道义及地区商业经济是影响报酬比重的关键因素。     

明代徽州进士的处世思想初探

明代徽州进士在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方世家大族尚礼教、负气节的遗风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宗族教化的影响,使得徽州进士不但清廉自律、刚正不阿,也使他们在为官时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同时,他们的学术和思想也极大地影响和引领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推动了区域文化圈的形成。     

论清代徽州禁约合同——以俞藏48件徽州禁约文书为中心

禁约合同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禁止盗窃、砍伐树木、保护来龙与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其适用领域广泛,类型多样,订立主体多为宗族、会社以及数姓的联合;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为禁止、惩罚等强制性规范。对违禁行为进行私力救济或"呈官究治",保证了禁约合同效力的实施。作为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禁约合同在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徽州宗族祀产管理的困境——以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契约文书为案例

通过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宗族在祀产管理中产生的契约文书发现:由于血缘关系的影响,宗族的祀产管理往往无法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反之,由于经济利益的渗透,宗族的祭祀活动不可避免的掺杂着功利色彩。     

“健讼”风气与徽州文书档案

徽州文书档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其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在于历史上徽州民众强烈的原始文书档案保护意识,而这种档案保护意识与徽州历史上“健讼”的社会风气有着重大关联.     

徽州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读后记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是对徽州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手札收藏方用彬是明嘉庆年间歙县坛艺苑名一时的作家。对手札作籍贯进行分类，经统计分析，说明作多为南直隶(现南京)人，多为徽州人，多为歙人，多为方、汪、吴三大姓。反映方用彬同诸亲友在银钱借贷、以物当银、物交易等经济来往和在诗书画和篆刻等化方面交流，以及与各方名士的化交流，反映徽州化与祖国各地化的交流。这批手札在研究明代书法、篆刻艺术上颇有价值。     

徽州文书与徽州社会——也谈徽州契约文书的价值意义

徽州契约文书作为宋以来徽州社会民间生活实态本真的纪录,是徽州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是徽州学学科的重要资料基础,也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在中国当代新史学的转型中有重要作用。徽州契约文书是古徽州社会调谐、古徽州先民构建和谐社会之努力的见证,是古徽州社会在时间漫长的演进中逐步形成信用徽州、孕育契约精神的表征,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弘扬契约精神有启发借鉴意义。     

徽州水口园林的建筑特色——兼与苏州园林比较

水口园林是徽州村落的重要组成要素,一般位于封闭或半封闭的村落的入口处,大多是两山夹溪的位置。"水口"与聚落相邻。徽人重视水口的建设,形成一种特殊的水口园林,并呈现独特的建筑特色。     

清代徽州里甲赋役文书研究——基于黄山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料

查阅黄山学院图书馆馆藏清代徽州里甲赋役文书,发现在清代有些地区鱼鳞图册都保区划依然留存使用,一都十保并非定制,一保也并非一个鱼鳞字号,一个鱼鳞字号也并非仅在一保,图甲编制也可能并非一图十甲,在实践中可以灵活变通;清代里甲制演变为图甲制,宗族通过垄断总户、管理子户来获取地方事务管理权,户籍、户役具有身份约束性;由于徽州保甲的组织编制未能脱离图甲的框架,保甲职能的履行表现为保役按图甲轮流充当,即“保从里转”;徽州的均图、增图与分保反映了地方族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整合。     

徽州契约文书文本整理与词汇释读指瑕——以《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为例

现有徽州契约文书语言整理、研究的成果,出现较多的瑕疵,今以较为权威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为例,对其中涉及徽州契约文献的文本整理及词语释读部分进行考察,并就有争议部分进行探讨,力求得出合理的结论。     

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田面赤契现象探析——兼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田面权只是一种民间习俗,并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故学术界一般认为田面是以白契进行交易,不存在经过官方税契的赤契.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徽州却存在田面赤契,它是民间和官方以税契为中介进行博弈的结果,表明对于田面权习俗,地方政府向民间作出了让步,而并不是如黄宗智先生所认为的,由于法典和习俗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官方坚持不迁就田面权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