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思”而“诗化”─—兼论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一种“引譬连类”的诗性思维方式,它不仅继承了神话思维的形式,也保留并改造了神话思维重“起源”的固有传统,而以重“先例”为其新特点。重“先例”使得人们形成了崇古倾向;“引譬连类”则催生出了“天人合一”观念,使得人们所认识的外在世界完全成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诗化世界,并由此而确定了中国文化带根本性的内在特质。     

论中国诗歌“善取类”的认知模式

中国文化中“善取类”一直是衡量智慧教养的基本尺度．也是哲学走出“不可说”之境的途径。本文以隐喻认知观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中国诗学“引譬连类”的基本原则及象征思维所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认为中国诗歌人与自然现象的广泛类比与隐喻关系使得“引譬援类”成为一种规约化的思维模式．这实际上涉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正是当今认知科学所说的隐喻性思维的预言。隐喻之“隐”构建的浓厚诗意化特征,成为中国文化表征方式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这种人与世界的同质性的诗意表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哲学体认。     

先秦“兴”的滥觞——《诗“兴”论》之一章

以“兴”论诗,始于先秦,虽只语片言,简略不详,有的甚至难以诠解,且与诗的审美特质相距甚遥,但追溯后世涛“兴”之论滔滔洪流的滥觞,则又必自先秦始。 先秦以“兴”论诗,以孔子“兴于诗”、“诗可以兴”二语为最明确,也最能体现先秦诗“兴”之论的特点与时代精神,故本章以孔子之语为中心与归宿。孔子用的是“兴”的本义:“起”,或曰“起发”、“感发”。汉人释为“引譬连类”,并以“兴者喻”释《诗》(《诗经》),形成“比兴”说,故本章又侧重揭櫫先秦如何以诗为喻及其与“兴”的联系,以与汉人之说“接轨”。     

从诗性智慧到中国的诗性文化

维柯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智慧”。简单的说,这是一种以直观的方式观照生命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诗性与思性融合,艺术与哲学合一。这个理论不仅影响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将启迪人们向诗而思的生活,探求宇宙人生的意义与皈依。     

钱钟书散文《窗》体现的文化含蕴

钱钟书先生的散文《窗》不仅体现了他散文的一贯特点,而且以窗这个常见的事物为题生发开来,用引譬连类的手法通过这个小小的《窗》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最精髓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处世态度、生存方式以及人生境界的追求: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诗性感悟式的人生观念、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达观快乐的人生态度、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智慧生存的处世方式、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以《论语》涵养中学生诗性文采

世有公论,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特征是诗性。诗性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根。"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学精神》,2006年海南出版社《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之一)。王改正在《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疑义与析》第58页)中认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传     

高天厚土水长流——论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空间

中国传统文论在理论文体及体貌风格、思维方式及批评方法、历史流变及思想力度等方面，均有着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鲜明的诗性特征：西方文论建造的是结构谨严、层次明晰的理论大厦，中国文论营构的则是高天厚土水长流的诗性空间。中国传统文论诗性空间由以下三个纬度构成：其一，由“体”(体裁之体与风格之体)所展现出来的高远的艺术境界；其二，“法”——植根于特定文化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方法，揭示文化根基之深厚；其三，由前两者所铸成的传统文论诗性特征的恒久的生命力。高天厚土水长流，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是全球化时代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的本土性资源及文化本位。     

禅与诗——略论中国古代的诗性思维与禅宗的关系

禅宗思维和诗性思维之间的“自性”观、“空”、“无”观有着本质的区别,禅与诗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但二者也有着极大的关联。并且这种关联还并非时人所论述的那样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而是一种双向渗透,禅宗思维中也不可避免的渗透着诗性思维。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古代的诗性思维最终促使了禅宗的发展。     

数学教学:呼唤“诗性”的回归

诗性教育是一种以“浸润”和“体验”为特征的教育,它呼唤冷静的理性思维与丰盈的感性思维的完美融合.数学具有深刻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数学学科的诗性教育,更有其深刻的教育价值和现实意义.数学课堂的诗性,主要体现在对理性的诗化、多元化的体验和数学情感的内化等方面.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