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重视出版史的研究

汪家熔同志的出版史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最近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老出版家王益同志为这本文集写了序。王老称赞这本文集中“有许多篇是花了极大的功夫、搜集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才能写出来的力作”,认为其中许多内容是已出商务史料“书中找不到而是对今天...     

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管理（1979—1989）：一个简短的介绍

(1)图书生产的增长:主要统计指标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图书(包括书籍、课本、图片)品种数是持续增加的,1979～1989年的年增长率为16.09％。品种的增长与出版社家数的增加有关(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总印数与总印张在1985年有过一次大的波动。1986年从十年最高点的1985年下降20.03％和22.08％,1987、1988年反弹至1984年水平。对于这个现象,国内讨论很多。笔者也认为,对于这次波动的科学解释将是理解在这之后中国出版事业动荡的经济态势的一把钥匙。引起这个突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应是书价的变动。这可     

我国古代出版管理体制的演变

“出版”这个词的产生,同我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有关,其字面意义为“出于印版”或“印出”。但是,“出版”做为一个概念的内涵远比“刻印”要丰富得多。随着历史的发展,由最初的搜集、整理、抄写、发布,到编辑、抄写、发行,进而发展到编辑、刻印、发行,直至近、现代的编辑、印制(包括排版、印刷、装订等)、发行。“出版”涵概了所有以传播为目的、以文字为主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5O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是我国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继往开来的大发展时期,是翻译出版工作水平极大提高、达到前所未有规模的新时期。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二版)和《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为代表,以及《资本论》等大批马列经典著作单行本的出版发行,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广大人民学习和研究需要,作出了巨大贡献。50年来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当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文革”时期古籍及研究专著出版纪事

“文革”开始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被迫停顿,已出版的大批古籍和研究专著被当作“四旧”给“横扫”了。直到1971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作出明确的批示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开始恢复,古籍及研究专著的出版才稍有一丝转机。     

《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写作琐记

1996年、1999年,中国出版科研所、中国编辑学会和有关单位曾两次讨论编写<中国出版通史>问题,在不少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卷进度不一.江苏编写的明代卷首先完成了初稿,用<明代出版史稿>为书名,先行出版.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对出版史的编写有些思考,现用"琐记"的方式发表.希望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推进整个<通史>的编写进程.     

宋代政府对出版活动的监控

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书籍的流通范围,加深了书籍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在印刷术起步的唐朝,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出版活动进行具体的管理.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冯宿出使剑南西川,见"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他认为这种作法"有乖敬授之道",于是上书请求断禁.同年十二月"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①这是唐代政府对出版活动实施监控的实例.紧接唐代的另一个统一王朝宋朝,社会"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     

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的对象与范围——章宏伟《出版文化史》序言

学术有时是很寂寞的，搞中国出版史尤其寂寞。尽管中国古代出版就其历史悠久与业绩辉煌而言，全世界无与伦比，无疑是对世界文明与进步的伟大贡献，可是始终不能成为学界热点，纷纷令有志者望而却步。光辉灿烂的出版史，好像被国人遗忘了。幸好，甘于寂寞、知难而进者，并非没有。多年前，章宏伟就研究中国出版史。他是十分执著之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不需要掌声，不需要鲜花，提要钩玄，寻幽探微，默默耕耘。现在，他将把多年劳作的成果，结成《出版文化史论》，奉献给读者。有此幸事，我心里高兴。在我国，出版史研究者至…     

书籍出版应规定版权以利刺激文化生产——钟惦棐给周扬的信

周扬同志:来信收到,在书店出版工作上,我觉得有一个版权问题,甚希党委宣传部门予以协助规定,这样对今后出版工作上,当有很大的帮助。现在的情形是:按冀中新华书店的情形说:经常收到山东与晋冀鲁豫的出版物,我们一年多来,差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自觉、高效的编辑出版服务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编辑出版工作者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自觉、高效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并在这一服务过程中，实现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更大发展。[第一段]     

从“史料”到“史论”——读《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我国出版事业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研究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史,可以继承历史上的宝贵遗产,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提供丰富的养料。写得好的出版史研究著作,可以“总结过去,指导当前,教育后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巴金先生对我国出版事业的贡献

一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他自1935年进文化生活出版社至1949年的14年中,一直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此时正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岁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巴金先生的主持下,历尽艰辛、自强不息,共出版发行了各类丛刊、丛书、全集、选集28种,计226部作品,另外还编辑发行了3种抗战期刊,据统计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作品、总字数千万言以上是经巴金先生的手编辑出版的.     

文化视角,学人情怀——《出版文化史论》读后

《出版文化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是章宏伟新近结集出版的出版史论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下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活动。 本书虽然是单篇论文的结集,却有统一的构思和体例,并不使人感到零散杂乱。例如:上编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两宋出版业的四篇考述,都包括社会概况、图书政策、图书形态或形制、编校活动、出版物、图书贸易等方面的内容(隋唐五代和两宋增加“刻书事业”),已涵盖构成出版活动的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颇符合现代比较公认的出版定义。上编还有《论毛晋》、《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和《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三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明、清出版业和古代出版技术的发展概况。读者从上编收入的七篇论文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全貌,上编也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出版史。     

论出版繁荣与出版改革

出版繁荣的目标出版繁荣,是指出版业的昌盛发达。建国40多年来哪个时期出版业比较昌盛发达呢? “文革”十年根本谈不上昌盛,而是萧条。“文革”前呢?应该说基本上是逐步繁荣昌盛的,特别是1957年之前和1962—1965年那段时间。1958年大跃进,编辑也放卫星,日出一书,是虚假的繁荣,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繁荣。再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多年,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出版界也获得很大成功。但是,毋庸讳言,这10年的出版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1986年之后到1989年初这段时间里,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在改革开放中没能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出版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