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外交政策思想浅析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以“华夷秩序”的封闭性与斥异性为主导的外交思想造就其在对朝鲜问题处理上固守传统思维,运用僵化、保守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而日本在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至上”的外张性指导下的外交思想在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洗礼之后,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展开了血腥的对外扩张战略。     

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有２０００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自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两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同日本的关系,是周恩来倾注精力最多的外交课题之一。在理论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思想;在实践上,他是最光辉、最典型的推动者。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日本人民友好的深切体验以及理解对方、善解人意的人格魅力则是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动力源泉     

“周恩来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研究综述

近年来，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有很大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是专门论述周恩来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日本的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重视周恩来研究，大多是对周恩来处理中日外交关系的态度的颂扬。“周恩来与新中国对日外交”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展开，进一步丰富研究的内容。     

谈孙中山对日外交思想的转变

本主要从四个方面谈逊中山对日外交思想。在孙中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接触最多的国家是日本，他对日外交思想由最初的联日思想到对日积极求援思想的动摇，直到最后反帝思想的确立是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但不论如何变化，其思想核心是以民族为本位独立外交的思想。研究这一思想转变，使我们认识到孙中山对日外交思想的深度与飞跃。     

“济南惨案”后英国对日政策探析

1928年日本出兵阻挠北伐以致酿成济南惨案，之后又发表要坚决介入“满洲”的声明，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疑虑。但是，通过对英国外交档案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英国此时采取的政策却保守而圆滑，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对济案中的日本抱同情态度，对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性举动既谴责又袒护，对日本提出的在华“合作”提议反应积极。英国认为这些政策是它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的必需。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的政策影响、限制了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适应了日本的外交需求，使得日本没有受到真正的制约，进而继续挑战华会体系。     

中日复交25周年,两国关系大发展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1972年9月恢复邦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50年代后,出于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需要,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把它改造成为在远东地区的“反共防波堤”。历届日本政府在外交上都执行一条忠实地追随美国的反共、反华政策,同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保持着“外交关系”。从70年代起,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其一是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等顽固敌视中国的势力日趋孤立;其二是美国加强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     

李大钊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大钊早期对日外交思想，主要是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其实质；提出抗日主张，号召政府与国民协力抗敌。从1919年开始，李大钊一方面继续揭露日本侵华政策的本质和罪恶，另一方面，在反侵略策略上，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是强调人民的力量；同时提出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分开看待，提倡中日民间友好。李大钊的对日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从国际局势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从中国政治局势变化考虑对日外交关系；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述论

1907年-1909年的“间岛”交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步骤,清政府在两年余的交涉过程中,驳斥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论证所谓“间岛”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挫败了日本侵占这一地区的阴谋。日本在交涉过程中调整外交策略,以“门岛”为筹码,逼迫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作出让步,攫取了大量路矿权利。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吴禄贞、宋教仁在这一交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政府外交活动。     

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

《朝鲜策略》体现了黄遵宪驻日期间的外交思想水平。在《策略》中，黄氏总结了东亚与世界形势，论证了拒俄和开放自强是保存朝鲜的迫切而根本的措施。他指出，朝鲜在开放过程中要坚持几个原则，并形成新的外交与国际法观念。他曾热切地劝朝鲜“结日本”。直到写作《日本国志》，黄氏才在历史的总结中表现出对日本“霸”心的真正重视。在此之前，“结日本”思想才是他发自内心的根本主张，这与他在办理琉球案中严厉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源于他轻视日本。     

中日阳明学派道德教育理念比较研究

阳明学派的道德教育理念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东传日本之后，对古代乃至近代日本的道德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阳明学传入日本之后，在新的文化胚胎中表现出来，并持续发挥作用，最终发展为与中国不同的文化植株。两者的道德教育理念中包含许多同质元素，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第一，中目阳明学派都反对朱子学派将儒家义理外化为客观的天理，而主张“心即理”，但却存在着固守儒家伦理与“合适处位”“人情时变”的区别；第二，中日阳明学派都强调孝道，注意发挥孝道的社会功能，却存在着强调“孝悌为本”与“孝为至德”“忠孝一致”的区别；第三，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中目的阳明学派虽然都强调“知行合一”，但日本却进行了日本武的简化与改造。     

一部轰动日本史学界的书——俞辛焞著《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评介

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俞辛焞用日文馔写的《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一书,于1986年9月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这是继王金林著《日本古代史——以邪马台国为中心》一书在日本出版后,中国日本史学者解放以来在日本出版的第二部史学专著。该书的出版,在日本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普遍重视,标志着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该书共42万字,除“序论”外,由10章构成。前3章主要阐述“九一八事变”前的所谓“战前外交”,第4章至第8章阐述“战时外交”,第9、     

中日儒学比较研究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世界各国掀起了日本研究的热潮.引起世人所关注的是,作为日本经济发展中心的企业、公司,不同于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类企业、公司的组织原理,研究日本不能忽略这一点.但是,对此不能停留在表面的浅层次的分析上.如何从本质上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是探讨问题的关键.在这里笔者准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特别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巧妙摄取并使之日本化方面来进行分析.日本的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正如明治时代日本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先生所指出的,是“论语+算盘”,或者是“东方伦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儒学资本主义”.我认为,融合为日本民族心理和国民深层次文化的儒学思想,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同时又是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注目于中日儒学之不同,旨在寻找中日经济文化发展不同之门的钥匙.     

建国后中日关系史分期问题概述

一当代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和历史学上的分期问题一样,有着共同的特点。历史发展是连续不断的,历史发展又是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本文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将日本学者的各种看法做一简要概述。(一)日本外交史学界的巨著,多卷本《日本外交史》(鹿岛和平研究所编)1973年出版,第28卷中划分为:(1)1949——1952年中国敌视日本的时期;(2)、1952——1958年中国民间外交积累方式及其执行;(3)、1958——1960年日中文化交流断绝时期;(4)、1960年——1964年池田、佐藤内阁对中国的态度;(5)1965——1971年“文化大革命”和中日关系。     

北伐时期陈公博的对日外交思想

陈公博作为巨奸之一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的一生是多变的、复杂的,其对日外交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二十年代的从政生涯多与日本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主要思想事降日、媚日、助日,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曾有过积极的一面,北伐时期,陈公博对日外交思想主要反映的就是平等、自主、甚至是强硬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关于直接交涉的外交斗争

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1931年12月10日国际联盟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中日双方在是否直接交涉和第三方是否介入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之前,中方同意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有条件地直接交涉。此后,中方要求日本先撤兵,然后再举行谈判。由于坚持不懈的外交斗争,中国在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表面看来,日本政府曾一度主张通过直接交涉解决“中日争端”,但日本关东军侵华步伐加快,日本关于直接交涉的外交活动,竟成为日军拒绝撤兵并继续侵略和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的工具。     

中日两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比较

中日两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比较蒋艳杰卢春燕孙茹中日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吸取了大量欧美文化的精华，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学校体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国的近代教育和学校体育都晚于日本...     

伪满的殖民体制与日本外务省（下）

伪满的殖民体制与日本外务省（下）俞辛三、傀儡外交与日本外务省殖民地国家因其主权已被宗主国剥夺，不可能有独立的外交。然而伪满洲国虽是日本的殖民地，却又采取了所谓“独立国家”的形式。所以在其国务院中设置了外交部，开展所谓“外交”活动，以图向世界表明其“独...     

黎庶昌文化外交在日本得以实现的原因探析

黎庶昌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首行文化外交的外交家。使日期间，他用文化来消弭与出使国之间的隔阂并获得成功。他通过文化和个人魅力，在思想上寻求志同道合者，并赢得人心。加上尊崇“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外交思想，使他赢得了日本朝野的尊重，较好地完成了外交使命。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周恩来的信念、思想、性格、人格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每一个方面都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着多重的关连。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有着极强的原则性,而作为个人的周恩来又充满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中日关系史中的周恩来是个人与总理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的形象,才是深刻在日本许许多多友好人士心中的周恩来。同时,也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周恩来,使得日本的各个阶层的众多人士,为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同中国政府一起构筑了一道别无他例的中日之间的“统一战线”。     

中日“恩”文化之比较

儒家学说对日本文化影响极大，中日文化一脉相承。但是，由于各自政治、思想、经济等环境的不同。两国的文化发展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作者对两国“恩”文化的政治背景，伦理道德，以及“恩”之性质等进行了粗略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