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文为四六”与北宋中后期的骈散共存

苏轼在文章改革上,采取的是＂以四六为文＂、＂以文为四六＂的办法,将四六对句运用于散行之文中,在古文创作中融入用典,把＂道＂与四六联系在一起,解决了四六内容的贫乏。在苏轼的影响下,宋代文章已经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特色,即章奏表启类作品多用四六,其他文章多用散体,实现了骈散共存。     

文话的兴起与南宋中期文章骈散的对峙——以朱熹、李刘为例

宋代文话的兴起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现象。王垤等人的四六话在一定程度上对四六创作具有指导意义。南宋朱熹承认古文与四六并行现象的存在,但是认为四六在古文之下。作为南宋四六大家,李刘四六形成了程式化的文章体制,由此也带来新一轮的骈散相争。     

论苏轼骈文的散化现象

苏轼破体为文,把古文的笔法渗入到各种文种之中,诸如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形成内涵丰富的诗文改革运动,完善了"古文"理论。他兼取骈散之长,在骈文因定体制中,或穿插单行句式,或加长骈句,或运以散体之法,不求切对工整,不用故事陈言,打破浮靡堆砌,风格追求疏散,语言力求平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散体骈文,树立了散化骈文的典范。苏轼以自身的实践,改良着骈文,推动骈文的散化,影响了北宋文人的骈文创作。     

汪藻与两宋之际的文章骈散互融

两宋之际文章发展变化延续了北宋中期以来的传统,骈散进一步分流。汪藻四六承袭北宋欧苏以来的变化,在句式上更进一步,变成长句长联,使四六的风格再次发生巨大变化,其私人记述文章以及部分奏章则又采取散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骈散分流。同时文人也都在这一方向上作出了一定的榜样。由于骈文的发展得到强化,也就带来了南宋中期的骈散相争。     

《醉翁亭记》文风“滑稽”论——兼论欧阳修的“太守之乐”

从北宋庆历六年问世至今,《醉翁亭记》所享有的崇高声誉掩盖了其接受史中的异议和批评,文风"滑稽"论便是尚未受到关注和深入阐释的重要观点。此论实包含多重深刻内涵:从文体思想看,揭示了此文"以文为赋"、"以文为记"的结撰手法,且反映了"尊体"与"破体"两种文体理念的冲突。从主体感受看,欧阳修有意突破"古文"与"时文"的文体界限,融合骈、散,实继承韩愈"以文为戏"传统,寓庄于谐,自我调侃,而刻意突出"乐"之体味,调和人生苦境,"苦中强乐",表现了政治上的挫折感以及超越人生苦难的努力。文体界限的突破和苦乐感受的交融,根源于欧阳修在北宋党争中的沉痛体验,亦契合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普遍遭遇。鲜活的体貌特征和深沉的情感张力,赋予此文文学经典的性质。     

文学接受视野下的韩柳与骈文--以宋至清代为讨论中心

韩柳一直被视为集大成的古文宗师,其古文理论及创作成就广受称誉而成为经典。相比而言,韩柳与骈文的关系却备受争议。在骈散对立的古文文论体系中,韩柳用古文对抗骈文以振文风的观点自中唐迄清末从未中断,不少人甚至对韩柳创作骈文的事实有意避而不谈。但韩柳沉浸骈文日久,故其骈文除有承袭之外亦有创新。更重要的是,韩柳包容骈文及不拘骈散的创作实绩,为文章开辟了崭新的写作之途。世人逐渐认可韩柳的这一贡献,并给予其极高的骈文史地位。     

论李商隐文章的“骈中运散”与晚唐文章的发展

李商隐的骈文并不是六朝骈文的简单回复,其中包含着自中唐古文运动以来文章变化的特点。其文章的特点是＂骈中运散＂,首先是有意识地区分骈散,有意识地将骈散加以对立;其次是注重抒情性,改变过去骈文矫情的特点,继承了六朝时期徐庾骈文和韩柳古文的抒情传统,抒发真情,注重＂写心＂。李商隐文章对晚唐文章发展影响巨大。     

论李兆洛的"骈散合一"思想

李兆洛的"骈散合一"思想,就是在骈散同源的基础上,从"宗两汉"、"相杂而迭用"、骈散兼作三方面来调和骈散对立的思想。针对当时古文之弊和骈文之失,李兆洛提倡"宗两汉",在语言上要求骈句与散句"相杂而迭用",在文体上要求骈散兼作。李兆洛"骈散合一"思想是全面、彻底地调和骈散对立的批评思想,不仅在当时为骈散的调和树立了鲜明旗帜,对后来的骈文批评家如曾国藩、谭献、朱一新、孙德谦等人也有很大影响。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     

乾嘉骈文理论中的地位论

乾嘉时期是清代骈文理论和创作的高峰期。在和古文对举的话语建构中,乾嘉骈文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促使了自身文体的独立。不管是与古文求对等地位、争文章正宗,还是主张骈散交融、奇偶不拘等,都反映了此时骈文理论的繁荣。之所以求对等,是因为骈文不是齐梁道弊文衰的产物,经史典籍中俪辞已经肇兴,先秦两汉文章中也多对偶,韩愈对骈文的批判根本不能成立;自然事物多为奇偶相生,甚至非偶不成,文章体制自然可以骈散并立,并驾齐驱。而争正统则是在乾嘉骈文繁荣的背景下,有些文士不满足于仅仅和古文求对等,而是彻底颠覆古文文统,将骈文视为文章正统,古文根本不是"文",是子部杂家之"语"。这就大大冲击了唐宋以来的古文文统,颠覆了唐宋以来普遍认同的文章正宗的地位。而主张骈散交融,以文意和文气为旨归,则是嘉庆末以来,随着汉宋学术的交融和对骈文、古文特征的全面认识后,文士文学思想成熟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将会对深化清代骈文研究有所裨益。     

转型期的唐代骈文批评

出于总结前代化遗产的现实需要,在学领域,无论初盛唐的骈家还是中唐古运动的先驱都能从政教作用出发反思前代创作经验。随着古的形成,骈从普遍的章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特殊的章体制,在此过程中,古家及其先驱又对作为一般章形态的骈偶体制加以批判。这两种批评潮流都促进了骈批评从一般章学向专门体学的转型。而唐人对本朝骈的批评因具有重视政教体的倾向,与宋代作为专门体学的四六批评已有相通之处。因此唐代骈批判呈现出破中有立的态势。     

唐代古文运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中唐时期,随着山东士族的复兴,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在骈文盛行的中古时期,山东士族有不废古文的优良传统。古文运动的精神实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相契合,同样具备宗经的传统、反佛的立场以及尚功用、重实际,反对浮华风气的特点。山东士族对古文的勃兴居功甚伟,参与并引领了古文运动。     

欧阳修对韩愈古文艺术传统的接受和超越

欧阳修能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和优秀的古文家,与他创造性地继承韩愈古文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比较而言,欧阳修对韩愈古文艺术精神接受者多,而对韩文艺术风格和创作艺术,则既有所接受,又有所超越。就风格言,主要接受的是韩文优游、平易的一面,而且在探索韩文源头时,最为心仪的是《春秋》、《史记》的审美风范。就创作艺术言,一则表现为学韩文的以诗为文,以辞赋为文和以骈文为文,而别创风神之美;二则表现为虚字的重复使用,韩用虚字主要是造成文势的开合、气骨的雄健,欧阳修却多用以营造优柔、自然的风格。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祜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论中晚唐文体赋的产生

文赋的产生和古文运动密切相关，古文家们的创作理论如句式取其自然、好用议论、注重借鉴秦汉文章等正是文赋产生的理论基石，而当时文坛上破体为文的创作风气以及律赋、咏史怀古诗、陆贽骈文的盛行等，也从实践的方面刺激了文赋的产生。     

论杨万里的散文与骈文

南宋诗人杨万里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与骈文作家，其《诚斋集》132卷，一半多是散文与骈文，数量众多，众体兼备。在艺术上，其散文集中地体现了唐宋古文的优秀传统，是唐宋古文革新道路的延伸；其骈文流动潇洒，是北宋四六文中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派的延续。     

关于章学诚的古文创作理念——兼论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章学诚分散的地方志编修和传记文写作,是他古文理想实践的一种形式。正是从这样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章的古文理想究竟如何落实的。另一方面,他对袁枚有激烈的批评,由此可见章学诚古文实践的局限。     

南朝“禅授诏策”研究

“禅授诏策”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文体，在南朝时期，达到鼎盛。此种文体集高度的政治功利性与文学艺术性于一身，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文章从释名、总体特征、历史起源、模式化倾向、文献谱系、骈化过程等多个角度，全面研究南朝“禅授诏策”的文体意义和理论内涵。     

试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骈文研究之进程

综观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骈文研究之进程,可以将其划分为因循与突破期(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和拓展与繁荣期(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两个阶段。总体来看,因循与突破期的古代骈文研究的特点为:研究范围较大,视点较多,如对于骈文的形式要素、对待骈文的态度、风格特点、骈体作法、骈文发展史等问题多有所论,既继承前人的部分观点,又有明显的突破。拓展与繁荣期的研究成果质量颇高,涉及的问题较多,如对骈文的评价、骈文的文体特征及美学特征、成因及发展演变、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关于骈文理论批评著作、骈体作家作品、骈文史研究等,角度不一,方法灵活,论述透彻,观点鲜明。     

柳宗元与唐传奇

长期以来,韩、柳并称。韩、柳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以文体改革为表、以复兴儒学为里的运动,对唐传奇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柳宗元所支持的能体现韩愈个人兴趣而不属于古文理论之内的“以文为戏”之说虽对传奇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但韩愈的那些为戏文还不是传奇作品;柳宗元创作了一些叙事散文,也写了一些传奇文,对唐代逞才掉文的娱乐性的虚构叙事创作有一定的影响,然影响并不如现在有些论者所肯定的那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