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民初”农商总长张謇及其施政理念

"民初"张謇出任农商总长,既是袁世凯渴望已久的事情,又是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表征,也是袁世凯极力渗透和控制实业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之举。张謇在其任内,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提出一系列发展实业的真知灼见,如整顿官业,助长民业;重视棉铁;对实业"扶之植之防维之,又涵濡而发育之"等,以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改良于税则、致力于奖助等具体措施促进实业的发展,为民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但其许多施政理念具有深远的意义,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辛亥革命与张謇

张謇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研究张謇与辛刻革命的关系，对于了解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的表现，把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特点可概括为三点：1、对辛亥革命由抵制到接受；2、对孙中山由“谨当竭所知能，以酬眄睐”，到在孙袁之争中偏向袁；3、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兴办实业、教育和文化，为民国的建设出力。     

张謇与旅游文化

张謇有着较丰富的旅游经历,其旅游过程亦是一场文化之旅。张謇不但喜欢旅游,而且将旅游观光与事业考察结合起来,与南通的城市建设与经营结合起来,注重城市基础设施、旅游环境建设,注重旅游文化建设,致力于民俗民风的改良,因而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南通旅游文化。打造张謇旅游文化品牌,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张謇、袁世凯交往与民初政治变局

张謇是中国近代知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近代化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经济思想及其实业活动、化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以及在清末立宪中的表现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然而，他与袁世凯的一段交往，却鲜为人知。从张謇与袁世凯交往可以窥探中国在晚清民初的环境下各种势力的交叉、分隔中，袁氏如何夺取政权，登上总统的宝座。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单力孤，袁世凯以掌握新军实权这一政治军事资源，同晚清地方士绅特别是以张謇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联合，取代了清朝的统治。这里有历史的必然逻辑，而决不是偶然的。     

张謇的文化观研究

清末民初，张謇的视角触及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化面临的时代主题、品位价值、中西会通、知行结合、地方资源诸方面问题，形成了独特的较为系统的化观。得益于张謇化观的指导，江苏南通近代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得到全面发展，国民素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城市因知名度空前提高而被誉为“模范城”与“理想的化城市”，化事业的成就在国内极为罕见。近代中国，在实业、教育以及化事业上有杰出建树不乏其人，但如张謇将三集于一身，并世无双。故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张謇的化观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张謇与苏北现代化

张謇与苏北区域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是苏北现代化的规划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提出＂训农＂、＂勤工＂、＂通商＂和＂兴学＂四点建议,制订苏北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认为苏北的发展应以治理淮河和开垦荒滩最为重要,又投入资本,参与经营,在治理淮河、苏北沿海垦荒、推进现代工业和发展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均有较大贡献。     

王国维与张謇

1903年,张謇在通州(今江苏南通)建立了我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学校建置遵照癸卯学制的规定,广设新式课程,并延揽中外师资。王国维由罗振玉推荐,应聘入校执教,并受张謇委托,参与学校章程审定、课程设置、教师招聘等初创时期几乎所有校务的处理,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现存张謇的十余通有关书札,不仅反映了他对王国维的信任与重托,也揭示了当时士人对新式教育的探索情状,是研究清末地方兴办新式教育的绝好材料。     

张謇与治淮之缘

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张謇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倾心治淮二十余年，一次次查勘，一次次规划，一次次的功败垂成，其志矢如一的治淮经历，灵活务实的筹款方式，以及积极科学的治淮举措与规划，无疑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治淮遗产。     

浅谈张謇与职业教育

张謇作为清末状元，其一生在办实业与兴教育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他兴办的大生集团至今仍是地方经济的骨干成份，所办的教育事业更是家乡南通的现代教育基础和源泉。在南通的社会发展史上，无人能与之比肩。     

浅析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与袁世凯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 ,日本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 ,采取反对袁世凯的政策 ,引起两者关系的紧张与恶化。但最终由于英国等国的干预 ,日本被迫妥协 ,放弃了对袁敌视的政策。从日本和袁世凯的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两者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对待辛亥革命的。     

试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

梁启超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梁袁关系的变化与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在戊戌变法时期、民国初年、护国运动时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时而言和,时而结怨,变化异常,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袁关系的变化反映了梁启超宪政思想和袁世凯帝制思想的冲突和斗争,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复杂。     

袁世凯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临时国民会议”和解方案一经提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便识破了袁世凯独揽政治重建权的真实意图，灵活又不失原则地坚持基于自身召集“临时国民会议”，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共和代议制度。在考辨史实基础上，本文纠正了在近代史学界长期盛行的两个错误结论。     

试析袁世凯与慈禧的关系(1898-1908)

袁世凯和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两者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慈禧对袁初示信任，发展到第二阶段袁开始博得慈禧的真正好感，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慈禧对袁从真正信任到有所提防：两者的关系中统一是主要的，但也有对立的一面。对两者关系研究的深入，将更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清末民初政局演变的历史脉络.     

矛盾角色的嬗换--袁世凯与20世纪初的中国铁路建设

20世纪初，作为清廷封疆大吏和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曾主持修筑了著名的京张铁路，收回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京汉及津镇铁路权；但同时也推行过铁路国有和借款筑路的反动政策，在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扮演着双重矛盾的角色。     

郭之全与袁世凯交往疏证

郭之全先后在清末中央和地方任职,与袁世凯有一定来往,并加入他的幕府.从<信阳郭氏族谱>和<重修信阳县志>挖掘史料,辅以其它资料,疏证郭之全与袁世凯的交往,钩稽几近湮没的史实,揭示他们交往在近代的影响.     

袁世凯与义和团运动后的善后接收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后在东北和天津地区的善后接收为例,该问题就不为学界所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通过接收,一方面收回了部分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起到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有利于稳定地区局势,恢复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于无形中提高了袁世凯的政治威望,对其后的仕途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也进而影响到了清末民初政局。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

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他对我国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其表现有四：对外理性抗争，进行利权回收，倡国货，拒洋货，引进外资，引进，推广机器，发展工业，扶持民族资本工业。     

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利用汪精卫,拉拢革命党,调和南北,助其窃取政权;汪精卫则被袁世凯蒙蔽,希望借助袁世凯推翻清朝,实现共和。两者之间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

日本政府抛出臭名昭的“二十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窥破袁世凯图谋称帝的野心。日本以帝制为筹码对袁世凯进行要挟，迫使其接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款。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反而加速了皇帝梦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