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傉官氏的族属——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实例

库亻辱官氏是魏晋时期北中国的一个小部。关于其族属 ,就有乌桓与徒何两种迥然不同的记载。笔者初做考订 ,其为乌桓殆可定论。但徒何库氏或之后出现的拓跋库氏 ,并不是史书记载的错误。只是进一步说明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族名、族属和部众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也是魏晋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     

羌族史简论

羌族起源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量羌氏并非同源，一是二者分布地区与考古文化不同，二是生活，服饰和语言不同。羌族的发展史上，先后经历了虞夏时期，春秋初期，周襄王时期，秦汉时期，三国魏晋时期五 次大的迁徒。羌族不断反抗压迫他们的统治者，并于十六国时期建立了 羌族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后秦，羌族一汉藏等民族不断融合，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由于《世说新语》所记人和事，是在真实的基础上用简洁隽永的文字突出其特征，因而它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有其重要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中主要记载了魏晋清谈风尚，揭露了统治阶级豪奢淫佚和颓废堕落的精神面貌，赞颂了人们的优良品德和好人好事，并有对上层妇女精神风貌的描写，是了解魏晋士流、魏晋风度、魏晋玄学、魏晋妇女，以及整个魏晋时期思想政治面貌的重要史料。     

早期乌桓社会经济述略

针对马长寿先生提出的，乌桓人分布于老哈河流域时期，其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的观点，本文根据３０多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以及历史记载等，论证了当时的乌桓，其社会经济应以畜牧狩猎业为主。南迁十郡塞内以前，乌桓游牧狩猎民的主要财产及生业不但以畜牧、狩猎业产品生业为主，当时他们甚至还不能适应定居农耕地区的“水土”以及生活习惯。同时认为，在马长寿先生的潜意识中，也认为当时的乌桓社会经济以畜牧、狩猎业为主，而史文断句也是造成马长寿先生的笔误，从而形成了这个值得再探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乌桓血族复仇说起

《乌桓传》对乌桓的记载有混乱之嫌,若不搞清,有碍于正确认识乌桓历史。如:“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为妻家仆役2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看后让人觉得条理不清。以博深著称的马长寿和内田吟风二先生,也把这两个时期的情况混在一起。马先生说:“唯一的解释就是母方有氏族,而父方则只有家族没有氏族,所以父方没有‘族类’,自然就没有族属给他报仇了”(《乌桓与鲜卑》127页);内田先生说:“在乌桓母系社会时期,因为从其他氏族来的父亲和与父亲同来的异母兄弟是所谓外氏族者,故属于母亲氏族的儿子杀害了父兄也不会受到母系氏族的制栽”(《北亚史研究》)38页)。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家族和氏族有什么不同,但在母系社会,人们一般不会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谁是自己的异母兄弟。按照血族复仇的通则,“外氏族者”被“母系氏族”杀后,虽然不会受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变性人现象与文化

中国古代发生变性的原因主要有：遭遇突发事情而变性,大病后而变性和因孝亲行善的阴德果报而变性几种。对变性人的记载,魏晋和明清时期较多,而唐宋元时期相对较少;魏晋时期,人们对于变性人现象的记载显得较为简单,而明清时期记载的相对较为具体而详细;对变性人的态度,明清时期较魏晋时期的舆论更为开放,也更为人性化。相对于魏晋时把变性人现象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明清时期更加关注人性本身。     

浅谈两汉时期乌桓史中的几个问题

乌桓的前身是东胡。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破,据《乌桓传》记载,其一部分余众退保乌桓山,另一部分则“远窜辽东塞外”,此后遂分别以乌桓族和鲜卑族之名出现于史册,而东胡这一族称就被乌桓和鲜卑代替了。一、乌桓社会及其经济由于史料所限,关于东胡被匈奴攻破前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只能根据零星记载窥测其个别细节。但建国以来,在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和宁城县南山根等地的考古发     

汉人的气节观与东汉末政治走向

汉人的气节观与东汉末政治走向黄静吴忠伟（一）汉人重气节，轻生尚气蔚然成风。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记载：“自战国豫让、荆轲、候嬴之徒，以意气相尚，……至东汉，其风益盛。”正如魏晋尚清谈，唐人以肥为美，宋人以瘦为美的审美观一样，汉人重气节为中国历史上较典...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以戴逵为例

《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召集众多文士共同编撰,记载着汉末到魏晋时期名士言行的志人小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名士的形象和当时的时代特征。本文选取东晋名士戴逵作为研究对象,以《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为主,分析他身上折射出的魏晋士人的时代特征,得出魏晋士人以"名士"的形象出现,思想上有着儒道兼容、玄佛兼容以及崇尚闲游隐逸等特点的结论。     

口技表演艺术

口技，作为一种模拟技艺活动，在我国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史记》中记载孟尝君门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模拟鸡鸣狗吠，以帮助孟尝君从秦国脱险的情况就说明了这点。魏晋之际，吟啸之风特盛，模仿动物鸣声更是习以为常，龙吟虎啸驴鸣，无不以假乱真。     

试论魏晋南朝时期诸王师、友、文学

魏晋时期的官制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但是对于魏晋时期的王国属官由于史料记载较少,所以研究的并不是很多。魏晋南朝时期各地的王国星罗分布。王国官吏由于和诸王的特殊的关系,经常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政治,左右着政局的发展,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魏晋疫情特点简论

魏晋时期，祸乱相承，灾害频仍，疫病暴发频繁。总计200年中，史书有明确记载的疫病就有45次，平均每4年多出现一次。魏晋时期疫病有以下特点：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破坏严重；疫病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以及与其它灾害的伴生性、继起性等等。     

魏晋士人的生命空间

空间，是标志人之生存的维度。魏晋士人生缝乱世，一次次的迁徒流变中，其地理空间的频频变换、生存空间的步步后退，在他们心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其心理空间之纷繁复杂、性质迥异的现象。     

试论秦简中的“徒隶”

秦简中有不少徒隶、徒、隶的记载。战国秦时期是社会转型时期,此时的徒隶带有转型时期的特征,具有多重含义:既表示刑徒,也表示奴婢,还可以指代自由民。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秦时期的徒隶主要指在官府劳作的某些刑徒和官奴婢,而不是自由民。这一方面反映了战国秦时期繁重的劳役负担以及政府对刑徒、奴婢劳役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自由民的徭役政策的变化。     

魏晋名士傅玄及其“尊儒尚学”思想

甘肃宁县,隋唐以前属于北地郡泥阳县。至今生活在该县良平乡的陇东傅氏家族,在历史上非常显赫,仅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记载的著名人物就有二十多位,如西汉义阳侯傅介子、东汉护军司马傅燮、魏丞相仓曹傅干、晋御史中丞傅宣等。在魏晋     

从《世说新语》探析魏晋士人的尚情思想

《世说新语》中的许多篇章,特别是《伤逝》篇记载了许多魏晋士人尚情的感人故事。汉末魏晋六朝是玄学产生和兴盛的时期,玄学的兴起是否对魏晋士人情感的觉醒有直接的联系和影响呢,笔者在本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究。     

曷苏馆女真考略

曷苏馆女真是指辽金时期活动在今辽东半岛上的一部分女真人。有关该部女真人的族属源流、迁徙时间、活动范围、行政归属、治所的变迁和地点,史料上记载的比较零散、混乱,学术界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拟就以上诸方面做初步探索。1、关于曷苏馆女真的族属源流、迁徙时间,无名氏《北风扬沙录》载“金国本三韩辰韩之后,姓拏氏。其地有七十二部落,阿保机恐其为患,徙豪右数千家于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欵,即所谓熟女真也”。“合苏欵”,即曷苏馆,或写作“曷术馆”、“合苏馆”。《三朝北盟会编》、《文献通考》皆沿袭此说。     

龙门宾阳南洞文昭皇后高氏与高句丽

文章就北魏孝文帝文昭皇后高氏的族属、宣武帝和外戚高氏家族的崇佛活动、以及宣武帝时期北魏与高句丽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文昭皇后是高句丽人;宣武帝及外戚高氏家族都笃信佛教,营建了许多佛教寺院;而宣武帝时期的北魏与高句丽关系密切,政治、宗教等方面都交往频繁.     

魏晋时期“巫”、“医”特点与社会地位探析简

魏晋时期是朝代更迭频繁的一个时间段,巫医之职到了魏晋时期进一步出现了职能的分工。“巫”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战事占1、以及治病救人,而“医”则趋向科学化的治疗疾病,并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文献记载情况可以看出魏晋战乱时期的“巫”“医”分流的特点。     

魏晋之际社会理想述论

魏晋之际社会理想述论赵昆生，李由魏晋之际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秦汉建立并日益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在黄巾农民起义军打击之下，元气大伤，奄奄一息。接着董卓之乱，大一统政治土崩瓦解，徒剩其名。于是，“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山东大者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