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与乡村社会中的法律控制

法律控制的关键是法律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就乡村社会来说,人们能否接受法律控制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能否接受法律所提供的权利观念,二是法律能否为其权利提供保障,法律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普法来说,第一个方面相对来说容易实现,而对第二个方面,则不仅要求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而且也要求乡村自治组织真正发挥自治职能,能够为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从而真正实现法律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论我国法律社会化实现的路径选择

法律社会化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亦是国家法律运行的最高要求。长期以来,我国通过五次“普法”运动力图推进法律社会化的进程。然基于其仅限法律条文层面的社会化,而致该法律社会化路径的选择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确立民众现代的法治理念,并加大对其法律信仰的启蒙与教育,才是中国语境下法律社会化实现的理性路径。     

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林纾及其翻译活动

林纾是近现代中西方交流史上起承转合的一位重要人物。基于跨文化角度审视,林纾是一位喜新又恋旧的人物,在新旧纠结中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晚近中国动荡时代,他不是一个"顽固的守旧分子",其价值不在于推动社会思潮的变革,而在于再三警醒世人不能一概舍弃中华传统的东西;而林纾的翻译活动,则有助于我们厘清晚近中国在中西方文化交汇过程摸索的理路与脉络。     

教育传播视野下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活动的优化研究

任何教学活动都离不开传播,小学科学是一门充满趣味性、生活性和参与性的综合性基础学科,它担负着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的任务,对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发现思维和科学观察行为习惯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对小学科学的教学活动做一下优化设计。本文在教育传播的视野下,通过对教育传播四要素的分析,在教师、学生以及课堂教学传播媒介三大方面进行规划与设计,把传播效果与教学效益联系起来,在教育传播链条上考虑各教学元素的规划整合,以此来优化小学科学课堂的教学活动。     

论公民受教育权及其法律保障

公民受教育权及其法律保障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前,我国公民在受教育权实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集中表现为地域上的不平等,即地区、民族、城乡公民受教育的差别;不同性别公民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即存在对女性受教育权的侵蚀和剥夺;以及由社会个体身体与相貌的因素而导致的受教育权的不公待遇.公民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还表现为不同教育层次领域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如义务教育领域内由于国家财政拨款的城乡差别,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中的偏向主义和某些身份歧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要发展经济,为各地公民实现平等受教育权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立法上保障和完善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律多元

法律多元是指一国之内不同种类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共存现象。目前,虽然经济的全球化引发了法律全球化,但法律全球化并没有否定、取代或抹煞法律多元化,反而加剧了一国之内法律多元化的趋势。     

论平台治理视野下自动化决策法律规制路径

在数字技术的升级迭代中,自动化决策系统被广泛运用于各类平台。自动化决策在提高经济效益、帮助资本逐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平台或疏于对自动化决策的管理,导致违法违规现象泛滥,或过度使用自动化决策,使得平台用户权益和个体价值受损。为了营造一个公开透明、安全稳定的平台环境,应当明晰自动化决策的本质以及法律规范沿革,分析平台自动化决策中存在的恶性竞争、不当行使私权力、治理具有滞后性以及治理目的存在偏差等问题,明晰平台治理者的责任边界,理解现有法律规范,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规范的配套规则,并在多个主体共同合作下形成良性的治理格局。     

宋代法律在民间的传播

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使得经济纠纷日增，而宋代法律务文非常繁杂，百姓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必须知法懂法。虽然宋代统治者禁止百姓学法，但法律在民间的传播成为必然之势，传播的结果不仅促使宋代出现尚讼的风气，而且推动了宋代司法建设的进程。     

论公民受教育权及其法律保障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其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教育权既具有自由权属性,排除国家权力之介入,要求尊重受教育者之受教育自由.同时亦具有社会权属性,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建立教育制度,完善教育法规,为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条件.公民受教育权之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接受义务教育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取得学籍、学位权,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权,择优录取权,获得平等考试权等.受教育权得到法律保障,必须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提高公民守法意识,加强受教育权被侵害之司法救济.     

基于网络传播视角的信仰教育路径

在分析网络视角下信仰教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网络传播的全球性、交互性、超文本链接方式、虚拟性和群体化等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做好网络传播“把关人”角色,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制作“综合形态文本”,创设“实践惯习场域”,培育“网络共同体”。     

新《著作权法》视角下对转播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采用立法技术中立原则的基础上,对作者和广播组织者的转播权进行了修改。虽然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仍然未对广播及转播进行定义,但在国际公约发展和法律体系解释的基础上,能够认定修改后的转播权能规制网络转播行为及未来数字化时代的诸多问题。基于信号数字化不影响广播组织权者权利的行使,广播组织者的转播权可以控制网络转播行为,但网络延时转播现象目前还只能由作者的兜底性权利解决,广播组织者并无此权利。     

全媒体视阈下沂蒙精神传播的路径优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媒介融合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全媒体时代既给沂蒙精神的传播和弘扬带来机遇,亦带来挑战。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发表重要讲话以来,沂蒙精神的传播和弘扬迈上一个新台阶,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在全媒体背景下,沂蒙精神的传播和弘扬也存在一系列难题。基于此,沂蒙精神的弘扬应该借力互联网,充分利用全媒体,打造一个多维度的传播平台,注重包括内容、氛围、平台和形式在内的传播机制的优化,进一步深挖沂蒙精神的历史内涵,凸显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应对全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在传播中的挑战。     

跨文化视角下大学英语第二课堂建设的探索

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是课内教学活动的有效延伸和补充。跨文化视角下的第二课堂活动既强调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又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从而有利于大学英语课内教学的开展,是探索大学英语两种课堂结合模式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尝试。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儒家法律思想的现代意义诠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方能行稳致远。儒家法律思想作为传统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不仅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而且波及东亚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从儒家思想的人文理念出发对儒家法律思想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文章认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把法律的规范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结合起来,植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粹,由此推动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论冲突法视角下互联网法律纠纷的管辖权

互联网对传统以物理时空为理论基点的冲突法理论和规则的冲击,透过技术或制度层面,实际上可以归结为网络社会对管辖权的挑战,也可以说是网络所带来的时空转换导致各国争夺网络管辖权的竞争。晚近提出的诸多网络管辖权理论及理论基础,如＂新主权论＂、＂管辖相对论＂和＂网址论＂等都是为本国在新的国际空间中扩张提供理论基础。合理的互联网规制有待于各国在这一＂虚拟空间＂领域不断有效地合作。     

合同法视域下对赌协议法律性质探析

从经济活动的继起性和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对赌协议的形成动因,通过对对赌协议的运行机制和主体、意思表示以及内容三要素的分析,肯定这种灵活而低成本的契约安排与交易博弈的合法性,并在比较了附条件合同、射幸合同、期权以及非典型合同之后,将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界定为非典型合同。     

《民法总则》视野下民办学校终止的法律制度构建

《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民办学校终止的规定还不够具体、详细,存在关于民办学校终止的原因规定不全面、没有规定民办学校解散的原因、有关民办学校清算的规定不详细、对学生受教育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民办学校的终止,可将《民法总则》中的指导原则作为重要法律依据。在今后的民办教育立法中,应加强民办学校终止的法律制度建设,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法的形式要素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哲学思考

我国在刑法典中确认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应该从法哲学中找理论根据。我们通过对法的形式要素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的分析，将法的形式合理性作为法哲学的一项原则加以提出，从而使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哲学基础。     

《劳动合同法》立法思路存在的问题及变革路径——以三元法律结构为视角

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思路存在与社会需求不符的问题,"劳善、资恶"的立法假设使《劳动合同法》出现了"泛道德化"趋向,将正常的劳动关系视为侵权关系,使《劳动合同法》变得异常的抽象。"国家-个人"的二元法律结构严重忽略了团体契约的存在,导致劳工集体维权机制缺失。为此,立法者必须转变立法思路,以建立"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法律结构为宗旨,通过发挥劳工组织的作用来实现劳资博弈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