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之间:人生的二难选择--王鹏运述志词论

王鹏运述志词主要表现了政治理想与生命理想的破灭。这种二而一的人生悲剧,典型地体现在去留之间的二难抉择中,也正是这种痛苦的抉择形成了王鹏运述志词的亮点。     

论况周颐对王鹏运“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

王鹏运的“重拙大”词学观有浓厚常州词派诗教气息 ,况周颐改造了王氏的“重拙大”。王氏的“重”指凝重沈著 ,强调气格 ,况氏变凝重沈著为厚重致密 ,坚持了词的阴柔特点。王氏的“拙”指一种自然流露的表现手法 ,又有两个层次 ,从师法自然到妙造自然 ,这为况氏所接受。王氏的“大”指比兴寄托 ,要求寄托邦国大事 ,而不顾及词的抒写个人情感的特点 ,况氏变寄托邦国大事为寄托个人情感与性灵 ,使得寄托说由言志趋向缘情。况氏改造过的“重拙大”可以用来总结传统词学。     

开山采铜,厥功甚伟——王鹏运"重拙大"论

王鹏运作为晚清词学大师,于词坛之作气起孱、开疆拓土,是以“重拙大”为理论武器的。由于资料限制,极少有人谈及王鹏运对“重拙大”开山采铜之功。王氏是“重拙大”的发明者。王氏“重拙大”论包括用笔与托旨两方面的内容,即运笔的力量、气概;情感的真质,题材与寓旨之大。“重拙大”的流播影响后世既深且巨。     

日暮西山的艳曲悲歌-白先勇后期小说透视

白先勇是台湾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因独特的叙述视角和中西结合的表现手法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坛的地位.本文试就他后期的小说创作进行求同性的解读,以求更深层次的把握作品的内涵和进行深入的作家研究.     

王夫之的唐诗观及唐选价值

王夫之注重诗人的艺术灵性,讲求实际审验,反对成法,并不意味着他对艺术构思的忽视,恰恰相反,他对艺术创作的匠心独运特别重视,提出了以意为主、运势其中的艺术思维方法,并运用于唐诗评论,在清初唐诗学中有突出贡献。     

论《水西悲歌》的两性关系建构

《水西悲歌》的作者吴勇,从男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作品主人公安坤和他的众妻妾的关系的建构,表达了男性对两性关系的诸多理想。众妻妾的形象构成了一个理想妻子的体系,体现了男性对妻子这一角色的不同功能需求。     

恸声悲歌催战鼓——读《蝶恋花·向板仓》

《蝶恋花·向板仓》是毛泽东痛悼夫人杨开慧的一首婉约词。全词集凄楚、痛惜、愧疚、哀恸与悲愤为一体,如泣如诉,哀婉绝伦,声情并茂,凄美动人。同时又像毛泽东其他婉约词一样,婉约与豪壮并存。既有凄婉的儿女情长,又有悲壮的时代风云;既是悲情的宣泄,也是怒火的喷发;既是哀婉的悼亡之作,也是悲愤的复仇之音;既催人泪下,又震撼人心。     

王昌龄与中国古代后期诗歌情景理论的走向

王昌龄作为一位著名的诗歌理论家,在诗歌情景理论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景、景物、景句、景语、意语、意句等崭新的概念,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作品内情景相兼(融)的看法,同时又在对作品内诗歌情景构成方式的分析上提出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因而对中国后期的诗歌情景理论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后期诗歌情景理论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女性命运的悲歌——析张宇小说《疼痛与抚摸》

张宇的小说《疼痛与抚摸》通过一家三代四女的人生悲剧际遇的描写,对男权主义这种集体无意识再次吹响了抗议的号角。作家以追求性的自由作为女性解放的突破口,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新旧中国在传统文化统治下女性命运的凄惨图景。     

论自然在诗学中的呈现

自然范畴在诗学中主要从五个方面被呈现出来：从本体维度上看，自然为诗的存在谋求到了合理存在的神圣性依据，使诗文具有了与天文、地文等同等的地位；从诗的生成维度上看，自然追求一种直寻兴会、无意天成的灵妙境界；从主体维度上看，自然表现为古人始终以虚静、修德的方式去追寻一种无拘无束的心灵自由状态和真诚无伪的处世态度；从作品之维度来看，自然就是合规律合目的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文与人在自然价值的追求上同构；从风格维度上看，自然是诗人、作品、诗歌成熟与否的标志。     

仿制与创新——评电视连续剧《亮剑》

中国电视剧创作与传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借鉴传统文学的优秀传统才有可能使电视剧这样的新兴样式更好地发展。电视连续剧《亮剑》正是走这样的创作路线才得以成功。然而借鉴传统文学必然要有创新才能提高其审美品格。如果对传统文学简单的仿制,只能消解英雄现代品格与特质,使我国文艺几十年不懈追求的崇高品格付之东流。     

唐代“乐府体”诗的体性界定

前人多把唐代的"乐府体"诗错误地视作徒诗.事实上,唐代"乐府体"诗在体性界定上应是拟歌辞.其特点有三:一是在"拟"前代歌辞的基础上写成的;二是体现出典雅化和整饬化的特点;三是表现出入乐期待性."拟歌辞"概念的提出,在唐诗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     

文本外的故事——电视剧《亮剑》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双重叙事

近几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剧不断地掀起中国电视剧市场的收视热潮。当代革命历史剧通过塑造另一种意义上的＂高大全＂又带有＂江湖气＂的革命英雄人物,弱化革命英雄的＂出身＂叙事,用知识分子形象来衬托这一类新的革命英雄,以符合当下社会生存现状的＂亮剑精神＂来迎合大众,最终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双重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