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兼论大学的权力性格

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场域,其权力性格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得以显现.权力对知识的规训是“知识纪律化”的过程,知识准入与学科等级化是其主要内容.然而,权力与知识的存续逻辑无法完全通约,权力僭越将导致学术凋敝与主体理性的不彰,权力本身也难逃合法性危机.因此,权力必须节制规训欲望,以个性人格陶养、学术价值与真理标准作为知识准入与学科分等的原则.     

市场经济与期刊编辑观念的转换——兼论传统计划经济对期刊业的负面影响

来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统计局1995年12月的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现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000多种，期刊8000多种；出版社560家、音像出版单位300家、新华书店网点1万多处，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出版、发行从业人员30多万人。‘八五’期间，括志报纸、杂志、图书发展新水平的总印张数，以平均每年8．9％的速度递增，1993年即已超过‘八五’计划指标。     

公安机关治道变革——硬权力与软权力的互动

在新时期的治道变革过程中,公安机关的工作也在从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发生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从以硬权力为主导向以软权力为主导的转变。     

丰裕中的思想贫困——兼论中国教育一科学管理体制的问题与出路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的话语权和国家安全。相较于中国实践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建基于他国经验的思想产品大行其道,并被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这种缺少解释自己的话语权,进而缺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危机状况,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的必然产物,更因...     

论权利与权力关系在法学中的地位——兼论法学的核心问题

在批判“权利义务法理学”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社会法律生活最基本矛盾是权利与权力的矛盾,法学应当以权利与权力为最基本研究对象。这种重视权利与权力关系及其界分的倾向,与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通过控制权力以保障权利的社会背景相契合,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只是公法的核心问题,作为一般法学的法理学,其核心问题应是公法与私法核心问题的交集,即权利及其保障问题。     

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调整——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探索

高校权力结构主要由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其它利益群体的权力构成。本文对高校３个较典型的模式,即以学术权力为主（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以行政权力为主（美国的巨型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均衡的权力结构模式（英国的传统大学）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指出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没有绝对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文章还分析了我国高校权力结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调整的基本原则：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适当分离;权力中心适当下移;权力适当分散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兼论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伊格尔顿本人没有给意识形态概念一个稳定、全面的理论界定,但是在他的批评实践中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一方面他认为可以从认识论和社会学两个维度理解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认为从社会政治角度理解意识形态具有优先性。他认为文学和审美本身都是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深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具有启发意义。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14年的改革历程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曲折。本文回顾分析了党的十二大至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14年的改革历程。     

民办高校话语权的失衡与复位——兼论政府权力的限度

"互联网+"时代,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与普及化的趋势,话语权成为教育新常态下民办高校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寻利性与公益性的潜在现实影响力形化为民办高校话语权的特质。尽管民办高校话语环境有一定改善,然而与它的社会贡献度却严重不相适应。民办高校话语权的失衡困境是环境、市场、政府、法律、传统语境文化和"体制内"意识形态等"集体无序"的共同作用力,其中尤以民办高校的"原罪"与有些政府权力的"霸道剩余"为重。同时,民办高校话语权的复位与法律、政策和政府权力的宽松与紧缩密切相关。     

权力与经济之间——论黄宗羲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突破

黄宗羲对经济制度的设计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改革土地分配方式,将对土地的占有分为“均平”的基础项与“兼并”的发展项,在保障作为天下之人总体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发展个人之私利并肯认土地的“私有性”;其次,痛斥赋税制度,重点关注“赋税三害”,旨在将税收标准由国家的量出为入转向人民的现实状况;最后,倡导“工商皆本”,否弃过去“重农轻商”的国家政策,盘活民间经济活力,以实现富裕天下的目的。三项设计皆体现了黄宗羲意图转化国家在经济市场中的身份与地位并为其权力划定界限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三次转变

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将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中解放出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突破贫困陷阱以实现工业化,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赶超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再次实现了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突破,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     

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法的转变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必须反映一定社会客观经济条件的要求,并且在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法又必须为适应这种变化而就其自身作出相应的调整,对于经济法而言,这一点尤为关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直接带动了我国经济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变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也必将影响我国经济法未来的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的终极目标与路径选择

经济转型是个动态和综合的过程,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唯一目标,因此不能据此轻易对转型成败作出判断。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保证我国人民福利水平不断提高,是经济转型的终极目标,也是判断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准。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还很长,加强政治改革、法律和道德文化建设是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并尽早实现其终极目标的关键。     

从中国国家与社会问题谈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社会的发展环境能给人们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契机。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表现出的胶合状态与新中国建立很长一段时期表现出的同构状态，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目前要把社会从国家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人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努力促进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     

建国以来前30年潮汕文学述略

建国以来前30年的潮汕文学,是抗战以来潮汕大众文学的延续和发展,它将潮汕大众文学推向一个高峰。其发展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都以工农兵文学尤其是农民文学为特色,是翻身农民的纯真感情和政治热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潮汕民间通俗文学形式与革命文学模式的有机融合。尽管这些创作成果是在文学的审美意识基本缺席的状况下取得的,仍不失为现当代潮汕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标。     

当代境遇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和保障

建构和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历史低潮时期,更由于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使我国文化形态在互联网上处于整体性"失语"状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逐渐被弱化的现实引起人们关注和警惕。保障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相互作用中以及意识形态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上寻找发展的总体政策战略。     

中国法治社会的权力配置与运行

在法治社会里,权力的行使存在着边界。从权力的存在形态来看,可划分为应有权力、法定权力和实有权力。然而,现实权力的运行时常超越其法定界限,呈现"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权力异化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对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产生极大挑战。权力配置的科学化、权力行使的规范化及权力运行的程序化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中权力系统的中心环节。     

经济因素与律师制度——对影响律师制度决定性因素的宏观考察

律师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律师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从经济制度的层面审视律师制度是律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丰富和完善律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我国学院学术委员会权力:内容构成、逻辑定位与运行机制

学院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二级学院内的最高学术机构,享有学院学术事务的自主管理权。学院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分为学术判断权和审议咨询权,且具有不同定位:学术判断是学院行政决策的直接依据,审议与咨询意见是学院行政决策的重要参考。性质差异和定位不同决定了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判断权和审议咨询权有着不同运行方式;与此同时,学院学术委员会权力行使需受到程序规制,以确保权力健康运行。     

丹江口水利枢纽小电厂投资与运行经济研究

通过增量分析法 ,分析了汉江集团公司大电厂与小电厂的效益转移情况 ,以及小电厂改制与非改制条件下集团的增量效益 ,认为在非设计运行条件下 ,小电厂不改制 ,既可为企业增加整体利润 ,又可增加国家税收 ;小电厂改制 ,则会导致效益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转移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