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主题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造成的现代化,或是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这场讨论提出了很多开拓性的见解,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积极探索。但是这场讨论缺乏足够的实践基础,我们从中看不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20世纪70年代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

中美两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由对立走向缓和,由缓和走向正常化,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中美两国来讲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作为美国中国学之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他本人对该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促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以学者的身份,促进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公民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认识。他提出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对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台湾问题的见解和重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世界笼罩在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当中。但在文化、电影等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重要人物。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时代。     

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学费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经贸关系述论

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日本是亲密无间的法西斯盟友,而中日两国在七·七事变前已处于事实上的交战敌国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德两国却关系友好,甚至一度达到"蜜月"般程度。为了研究民国中外关系史上的这一"奇特"现象,文章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对中德经贸关系30年代前期的复苏、中期的整合与发展及后期的逆转过程作了考察和分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同发达的德国乃至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特别发展经贸关系提供史鉴。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特点简述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异常活跃，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一些特点：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互相转化情形严重；高利贷剥削具有层次性、间接性和隐蔽性；高利贷债主队伍发生变化，殖民地性加强。     

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处境与文学理论生产

文人的生活处境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从而也决定了他在审美领域里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理论生产中,自由主义文人生活处境优裕,因此能够潜心学术;左翼文人热衷政治,立论偏激,一方面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其无钱生活、无地自由的生活境遇所致。自由主义者的中立态度和左翼文学家的批判立场,由其各自生活处境的差异所决定。     

20世纪30年代湖北水灾预防措施之考察

有关湖北的灾害研究，迄今涉及灾况或灾害造成影响的成果颇丰，但是对预防灾害措施的关注却不多见，本即以20世纪30年代湖北水灾预防的主要措施-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传统防灾措施的继承与发展，并分析这些措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防灾方面所起到 的作用及不足。     

20世纪30年代儒学教育复兴的内因外缘

20世纪30年代以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保卫中华和复兴中华文化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立论基调. 在此历史语境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有了新的发展,相应的儒学教育也呈复兴之势. 在清末废书院改学堂、推行新学制中退出历史舞台的儒学教育,在这个时期以书院讲学的形式再次出现,复性书院、民族文化书院、勉仁书院等相继建立即是例证. 但是,作为国民党政权抗战建国的手段和工具,复兴民族文化运动既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需要,也有国民党政权寻求合法性的内在驱动,是在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的局面下,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共谋的催生结果. 对于志在儒家文化复兴,承担民族文化前途使命的新儒家学派而言,其文化教育主张客观上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因此为民族国家建构意识形态所倚重,并获得自身发展的空间. 然而,官方意识形态对民族文化的策略性的建构,也必然为其发展给定了限度,事实上也预设了儒学及其教育的命运.     

李大钊与陈独秀儒学观之比较

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儒学观同中有异、各具特色。同为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北李南陈"的儒学观呈现出"破与立""扬与弃"的思想倾向,而其儒学观之差异,则与自身的成长经历、个性特征、学养积淀等因素密切相关。出于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忧虑,对"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于儒学的高度关切。     

略论费正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欧洲,尤指法国是传统汉学的中心,"中国研究"则是以美国为中心。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也是"中国学之父"。他打破了美国传统汉学的模式,研究近现代的中国从而确立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本文旨在从4个方面探讨费氏对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美国中国学研究由传统的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学研究过渡的领军人物;促使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形成学科化、机构化的特点;"冲击—反应"研究模式的特点和影响;使美中关系史研究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略窥到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发展的轨迹和特点。     

儒学视角下费正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阐释——以《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为例

费正清作为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他的儒学研究虽然只是他中国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他的中国观。费氏本人一生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和评论颇多。他对儒家思想的基本认识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该书在经过修订和不断地补充之后,于1958、1971和1983年三次再版。在书中费氏清晰地勾勒和呈现出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基本看法,并且在该书的再版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儒家思想与近代中国以及发展中美关系等现实问题。本文以费氏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为分析文本,从儒学视角下探析费正清对发展中关关系的阐释,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正确看待中关两国关系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同时对于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传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并起着一定的启迪作用。     

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上海租界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繁荣于上海,上海特殊的租界文化语境影响了电影的表达.在30年代的电影中,上海租界中的典型公共空间具有隐喻与象征的色彩,成为一座陌生、罪恶的城市.30年代的经典影片,在叙事策略、内容等方面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同时,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突围.     

西晋士人隐逸观

西晋皇甫谧对焦先的评价反映了其补偿心理和理想人格，他从“兼得其真”的角度肯定出处同归。六朝士人隐逸观是变化的，把皇甫谧作为“六朝型隐退”的代表和“出处同归”理论的创始人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葛洪从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肯定仕者与隐者殊途同归；庾峻、束皙、裴頋等人也肯定出处同致。从西晋人的“招隐诗”来看，“招隐”的意味有所变化，“隐显在心”观念渐流行。西晋士人想像中的隐者风范表明他们追求一种玄学思潮影响下建构的涉世而精神自由的儒道结合的理想人格。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都市性

30年代中国文坛穆时英等现代派小说所显示的“都市性” ,丰富了文学创作的源泉、思维、情趣及审美特色 ,但也存在缺乏历史容量的涵盖、形式分寸感的控制、及与主潮疏离的局限。它成就了作家也限制了作家     

三十年代文学与人性面面观

三十年代初的一场民族灾难使中国文人不得不暂时将“人的文学”大旗搁置一边 ,投入到抗战文学的洪流中去 ,文学中的曾经张扬的“人性”也随之走向低潮。在这一时期里 ,梁实秋朱光潜等理论家依然在人文主义的花园里默默耕耘 ,承传并发展了“五四”的人文主义文学理论。梁实秋的二元人性论是对周作人人性论的继承和扬弃 ,朱光潜则以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创作上 ,人性问题的发展体现为深化与分化的双重嬗变。京派与海派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新鲜的人文文化风格 :前者着眼于回忆中的乡村 ,后者致力于现实中的都市。沈从文为喧嚣的文坛提供了一个诗意宁静的“湘西世界” ,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自然人性的光辉     

费正清视阈中的毛泽东时代及其启示

费正清不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同时也是毛泽东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费正清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思考,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为了老百姓”而重建中国的革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福音;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虽出现过一些失误,但仍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无论是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由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解放、繁荣和为中国人民谋自由、民主、幸福这两大梦想所推动.     

20世纪30年代初期汕头彩票述略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汕头,彩票品种繁多,本地的主要有筹建中山公园平民新村委员会发售的汕头筹建中山公园有奖券、汕头招商局发售的林桂馥堂彩票、筹建市立医院委员会发售的筹建汕头市立医院有奖券三种彩票,同时还有潮梅各属十五字义会东泰公司发售的山铺票、广东河南大来公司发售的广东联榜彩票等多种外地彩票来汕销售,各种彩票的发行者为争夺市场,竞相推出开奖次数更多、奖金额高的彩票品种,使汕头的彩票市场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     

论20世纪20-30年代广东妇女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妇女获得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基础。20～30年代,随着广东政治的相对进步、开明和经济的相对发展,为妇女教育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妇女的受教育权得到了相对的发展,为女性自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妇女教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