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党派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本文着重指出：中间党派在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积极参与这一运动，是由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由此得出若干结论：抗战时期的中间党派已渐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在旧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用和平方式决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中间党派乃是中共反独裁、争民主斗争的重要同盟军。     

论抗战时期中共的宪政思想

1939-1940年第一次宪政运动期间,中共对宪政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思想.中共的宪政思想,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依据,主张彻底修正<五五宪草>,从而坚持了民权主义原则.同时,它规定了中国宪政的发展方向,指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论抗战时期中国民主同盟的宪政观

文章对民盟宪政观的主要内容、局限性及积极意义进行了总结分析。中国民主同盟的宪政观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它主要以宪法为中心同时包括：宪法与人民的关系，宪法与政党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政府的关系3个方面。民盟宪政观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近代宪政思想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的必然产物；其次20世纪40年代各派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必然结果；最后民盟内部的成员组成对宪政观的产生起了很大影响。民盟宪政观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畸形发展是民盟宪政观的历史局限；其次，民盟宪政观脱离40年代的政治经济条件是其现实局限。民盟宪政观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一次使中国和平进入现代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尝试；其次它为建立高效、民主的现代化中国政府奠定了基础；最后它探索了一种处理现代化国家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新模式。     

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援助最多,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暗中奉行另一手策略,先后与日本及英法美等国私下交易,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以维护苏联本国的利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政策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最终中苏关系伴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走向破裂。     

论抗战时期湖南仓储之演变

抗战时期湖南仓储经历了沿袭、大发展和重创三个时期,由兴到衰。由于湖南省政府对仓储重视、加强仓储管理等原因,抗战时期湖南仓储类型增多,仓谷总量增加,仓储管理加强,体现了抗战时期湖南仓储以"抗战"为中心而变化的特征。     

抗战时期的“宪政”之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中间阶级围绕“宪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三种政治势力的宪政运动特点还异。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宪政，努力指导宪政，引导宪政运动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力量重组的因素

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因素重组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在于：原来某些作为积极的政治因素转向反动；进步的政治因素比较幼弱；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急需通过政治重构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政治重构主要体现在：以中共为首的积极因素的强化；以国民党为首的消极因素向积极方向转化；政治因素组合的优化，实现国共合作以及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团结。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民族进步的政治力量，从而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跃向新的历史阶段奠定了基础。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历史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党派,是指国共两党以外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利益的政党和派别。它的存在、发展及其活动,直接影响着时局的变化,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砝码。1941年以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标志,政治天平的重心逐渐移到共产党一边,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政治力量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它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浅论党在抗战时期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组织的独立性，同时又面对现实，把远大的理想和当前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妥善处理各阶级、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这与党正确地处理了自己的理想、宗旨与抗战的关系密不可分，对我们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启示意义。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洛川会议所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已经包含了＂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内容;此后,这一方针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至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正式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这一方针的重点和中心内容是发展武装力量。它的形成和制定,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在全民族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广大进步力量和团体,曾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争取抗战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反对国民党的对外妥协与对内专制。中国共产党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它与各抗日民主党派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为团结合作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这一进程,对了解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力量为中国民主政治而斗争的艰难曲折,对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都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佐证和极富教益的启迪。     

抗战时期中共及其领导的力量发展壮大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期间得到迅猛发展。究其根本,是缘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始终代表全民族的根本愿望和利益要求,高擎爱国主义和团结抗日的大旗,以其先进的阶级意识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不断克服抗日营垒中出现的分裂倒退危险和妥协投降逆流,同时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关系,积极推进民主,改善民生,从而赢得民心,获得发展,并在团结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宪政建设的政党力量

宪政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它是一种有秩序的统治，其本身是一个有领导的秩序过程，宪政建设需要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宪政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她的领导是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牵引力。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宪法的实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步和创新牵引中国宪政建设向前发展，为了发挥这种牵引力量必须注重政党力量的培育与维护。     

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学问家和政治家。就学术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现代新儒家《文化宣言》的发起人．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从政治方面来看,他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旧政协代表,起草过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但长期以来,由于张君劢曾支持国民党内战,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战犯,人们对他学术一面,特别是1923的“人生观论战”研究较多,而对他的政治一面则很少涉及。实际上在当时他的政治活动比他的学术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更大。     

英国财政权的演变及其对宪政传统的影响

从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国开始,英国的财政权经历了从绝对的王权到议会逐步取得征税批准权、财政监督权,以及在议会内部财政权由上院到下院的演变史。财政权的这种演变原因在于英国常年战争军费开支不断扩大引发财政危机,而“家计财政”难以支撑以及英国传统习惯等因素,并最终是由阶级经济力量对比变化决定的。财政权的演变对英国宪政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议会主权原则的确立、有限政府理论的形成及协商精神的充分体现等方面。     

论毛泽东的宪政思想及其嬗变

毛泽东的宪政思想缘起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得到发展。民主集中制、党政分开、人民主权等原则是毛泽东宪政思想的主要特征。但是，因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毛泽东“左”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的宪政思想在其晚年发生了嬗变。     

论毛泽东的宪政思想及其嬗变

毛泽东的宪政思想缘起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得到发展.民主集中制、党政分开、人民主权等原则是毛泽东宪政思想的主要特征.但是,因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毛泽东"左"倾思想的发展,毛泽东的宪政思想在其晚年发生了嬗变.     

抗战时期中共的中间势力政策初探

众所周知,中间势力的政治立场彻底转向中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是中间势力的政治立场转变的重要时期。目前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抗战时期中共对中间势力采取的一些具体政策。本文从中共与中间势力初期的对立、中共对中间势力的转变、中共的中间势力政策、中共的中间势力政策的作用及意义等几方面来全面论述抗战时期中共的中间势力政策。     

抗战时期中德易货贸易述评——兼论中德关系的演变

抗战时期,通过易货贸易,中德双方各取所需,德国获取大量战略原料,中国从德国得到大量军火,这客现上增强了中国军事力量。但德国为了称霸世界,锗好日本,逐渐抛弃中国,中德关系一步一步恶化并最终破裂。     

论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及演变

抗战时期 ,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拥护、认同、中立、调和、厌弃到对立的发展过程。这种认识的演变反映了民主党派对国民党政权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 ,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史上政党关系的形成和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