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庶吉士散馆授职考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创设的一项高级文官培养制度,授职是最后一环,随着整个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成化以后,授职主要集中在翰林和科道二途,并有少许部属官者,而翰林尤重;对于庶吉士中不可避免的起复和病痊者,其授职也逐渐更为合理,同时授职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亦出现了有失公允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明代庶吉士的散馆授职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为国家输送了众多人才。     

明代庶吉士制度考评

明代庶吉士制度是朱元璋始创的高级官员职前培训制度.本文试图通过考证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史实,检讨明代庶吉士制度利弊,对这一前人基本没作系统研究的制度作一初步总结,以有助于对明代政治史及行政制度的认识.     

明代的庶吉士教习官

庶吉士教习官在庶吉士管理和进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自宣德五年至明亡,实任教习官共有110名,几乎都是鼎甲进士和庶吉士出身,与庶吉士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功名和文化素养层次结构;教习官最初由翰、詹官充任,适应庶吉士日益成为阁臣主要来源的变化,弘治后则改由太常寺卿、吏(礼)部侍郎乃至尚书兼翰林学士或侍读(讲)学士充任,其品级也升至三品乃至正二品.教习官教习内容以诗文为主,虽难以适应培养庶吉士成为高级辅政人才的需要,却始终未得改变;教习官无固定任期,再加后期更换较频,也不利于教习质量的提高.教习官一般由阁臣推荐产生,不仅本身成为阁臣的重要人选,而且成为维系阁臣和庶吉士关系的重要纽带.     

清代翻译庶吉士制度研究

为了改变八旗人员在翰林的弱势地位,巩固八旗人员在翰林院的职位,道光帝决定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庶吉士。选拔翻译庶吉士始于道光二十七年。翻译庶吉士培养三年散馆,优者留馆,成为翰林官。由于清后期只选拔了四十三名翻译庶吉士,其对改变翰林队伍结构的作用有限。本文对翻译庶吉士制度的脉络进行考证梳理,并探讨其功能。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     

通天之途：明代入阁庶吉士群体量化研究

由明代首创的庶吉士制度,既是优秀青年官员的选拔制度,也是朝廷中高级文官的储育制度,承担着扩大统治基础、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能等重大职责,被时人视为“通天之途”的官场捷径。针对入阁庶吉士竞争性选拔、针对性培训、最优化发展的路径探究,再辅以对该群体年龄、地域、身份等因素的量化分析比对,有助于进一步考察庶吉士制度与内阁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庶吉士制度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提供的相关启示、经验。     

明代文官制度和明代文学的探讨

明代的文官制度中包括翰林院制度、庶吉士制度、京城诗文风会制度等等,这些都与明代的文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论文着重于探讨明代文官制度和明代文学。     

论明代翰林院在高级官员培养中的作用及其得失——以宪宗朝为例

本文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阐述明代高级官员多出自翰林院这一与前代有所不同的历史现象,并指出明翰林院对高级官员培养的两个阶段;探讨明宪宗朝阁臣在翰林院的经历,重点分析了对庶吉士的职前培训以及在任翰林官所受的实际锻炼;对宪宗朝阁臣万安做个案研究,分析明代翰林院对高级官员培养的作用及其得失;论述明翰林院在高级官员培养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清代一甲进士有免于朝考的特权吗

朝考制度是清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制度,也是从新进士中选拔庶吉士的必由之路。清代一甲进士是否有免于参加朝考的特权,学术界分歧很大。本文利用《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记录一甲进士亲身参加科举考试的硃卷履历,对这个争论已久的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翰林院与明代的文化教育探论

明代翰林院作为执掌文化教育事业的机构,不仅负责明代的科举考试,还掌管着庶吉士和内书堂的教习。明代翰林院还是国家大型修书工程的主要承担者,他负有明确的文献典籍修撰、编辑和整理责任。明代翰林院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编纂整理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

福建进士数虽由宋代全国第一下降为明代第五,但明代福建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其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数,皆为全国第一;莆田、晋江二县进士数稳居全国冠、亚,晋江、闽县、莆田三县的人均进士数更是包揽全国冠、亚、季。此外,福建的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所有这些,既是明代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又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     

历代文学总集选介(续三)

《全唐诗》是一部收采最富的唐人诗歌总集,共九百卷(另有总目十二卷),收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多人. 这部大书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夏间开始刊刻的。当时,曾在扬州天宁寺专门设立了全唐诗书局,由通政使曹寅任校阅刊刻官,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庶吉士俞梅等十人任校对官,次年秋成书,历时约一年半。     

黔中王门心学大师——孙应鳌

孙应鳌（1527—1584年）,字山甫,号淮海,明朝贵州清平（今凯里）人。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善作文章。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王阳明弟子徐樾（字子直）以提学副使督学贵州。“一见应鳌而大奇之”。18岁的孙应鳌拜徐樾为师,成为王阳明再传弟子。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孙应鳌乡试第一,成举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成癸丑科进士,选庶吉士,是黔省第一位庶吉士。     

中国古代内官制度的演变

该就历代太后、皇后、妃嫔、宫女的内官制度的演变作了分析归纳，认为内官制度是在历代的不断变化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的；隋唐以后至明代宫人女职成为内官制度的主流，这一点在明代尤为明显。     

明代巡抚制度及其作用演进

巡抚制度是明代的一项重要的行政制度,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明代巡抚制度的历史考察,论述了巡抚制度的特点和巡抚的职能和历史作用。虽然明代巡抚始终是以中央特遣官的身份出现,二不是正式的地方官,但明代巡抚制度的演变却为清朝正式把巡抚设为地方官提供了历史依据。     

孙之獬与剃发令

孙之獬,字龙拂,山东淄川人。明代天启二年中进士,改庶吉士,馆试第一,授翰林院检讨。后因依附魏阉逆党,被削籍为民,放归故里。但他并不甘于寂寞,于1644年又悄悄潜入京城,想打通关节,重新做官。就在这年的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他见风转舵,归顺了义军。     

从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看明代中后期的玉河馆——以会同馆提督官为中心

玉河馆是明代朝鲜使臣对会同南馆的习称,明代中后期,会同馆提督总揽南北二馆渐成定制,玉河馆大小事务也皆归提督官管辖。借助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这一异域之眼,既可详知玉河馆管理与运营的基本情况,也可细见提督官日常治馆的两大职权,一是管待玉河馆内的各国使臣,二是管理玉河馆内的其他官吏。前者具体包括使臣的生活管待、出入票帖、朝贡事务、贸易监管、使臣往来及文学交流等方面的内容,后者则主要涉及到馆内副使、序班、馆夫及外郎等人员。在提督官的有效管理下,玉河馆体现出了它在明代朝贡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但与此同时,馆内一些诸如贪财好货、泄露国家军政密议等失格失体的情况也屡屡发生,这又大多与提督自身能力、德性及国运时局等因素密切相关。     

袁枚“续诗品”简论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生于公元一七一六年,卒于公元一七九八年,终年八十二岁。他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少年时即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乾隆四年二十三岁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但因满文考试成绩欠佳,出为漂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三十三岁即辞去官     

试论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

王府职官是自汉代正式形成的,专门辅导宗室、管理藩府日常生活和行政的特殊职官群体。明代对王府官的铨选、考核、升转和致仕的重视程度与宗藩地位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明代王府官铨政制度以正统为界,先后经历了由重视到歧视的更替过程。正统以后,王府官铨政制度的弊端导致了王府官庸、劣、老病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与明中后期藩禁制度的形成,宗藩权利受限以及明廷为解决"选人—官缺"供求矛盾休戚相关的。     

明代惠州府进士初探

明代惠州府进士44人,数量不多,在全国靠后。就地域分布而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归善、博罗并驾齐驱,占惠州府进士总量的68%以上;就时间分布而言,也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明显少于中后期。就惠州进士总量和结构而言,并没有优势可言,进而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但是,庶吉士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矫正补偿作用,从而使得惠州府进士仕进情况颇有可观之处。惠州府进士之所以较多,主要有民风淳朴、士风向学、学校众多、地方官绅的奖掖等几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