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

一“夷夏之防”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并成为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准则。汉代以后,“夷夏之防”逐渐发展为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华夏文明长期以来都是向外辐射的,外来“挑战”与“威胁”在文化上最终都同化于中国。这样,“夷夏之防”就成为中国自居于万国之上的“中国中心”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沉淀为支配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后者客观上更有利于自然环境的平衡。     

_中体西用_与洋务运动

本文对史学界流行的“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等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放在洋务和维新两个时期来考察,“中体西用”主要是作为“夷夏之辨”的对立物而出现和发展的.它是一种新的文化观,超出洋务活动的范围.它以“体用”的方式谋求中西文化的结合,虽有很大局限,但当时的主要意义是为引进西学开辟道路,以求得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更新.“中体西用”与维新思想之间有重要区别,但在维新时期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个别人曾利用“中体西用”来抵制维新派,不能因此就把这一观念与维新思想完全对立起来.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变“夷”“洋”与“洋”之变

中国自古自认为世界中心,称华夏之外邦不受儒家教化之国为夷.鸦片战争后,随着西风美雨入侵,体会对方强大后不得不舍“夷”而用“洋”,传统夷夏之辨由此泄开了一条口子.伴随着洋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崇尚洋务与洋物的思潮渐起,大有用“夷”变“夏”、全盘西化之势.而另一方面,“洋”被赋予的意义中又延续了传统夷夏之辩的文化认同,而引起灭洋思潮.     

名校办分校不是一“分”就灵

新学期伊始,人们发现“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名义,40所京城名校分别在各个区县开办分校。新开张的“名校分校”包括清华附中丰台分校、北京四中房山分校、北京一零一中学怀柔分校、北京翠微小学北校区等。看到家门口原来的普通学校骤然间升级为名校分校,对家长、学生和社区而言,自然是一件大喜事,暂时满足了社区居民“上名校”的愿望,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解决了人民群众“上好学难”的问题。但是,像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一时的热闹过后则是漫长的学校质量提升与文化“融合”之路。     

论刘锡鸿的守旧思想

刘锡鸿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在思想文化上固守程朱理学和“夷夏之防”,在政治上固守“为政以德”和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固守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受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刘锡鸿和倭仁、李鸿藻等晚清守旧派守旧的共性原因;个人性格气质等心理特征、所受教育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是刘锡鸿成为典型守旧派的自身原因。     

从清高宗《出塞杂咏》看清朝的民族政策

边关峰色翠芙蓉,万古隄防笑祖龙,守德由来胜守险,金汤礼义是堤封.这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出塞杂咏》组诗中一首咏长城的诗.首句写山景,“翠”作鲜明解,意思是边关山峰的景色宛如明艳照人的芙蓉.次句写长城,“限”同堤,“祖龙” 即秦始皇,这句说秦始皇把长城作为堤防以保秦朝江山万古不竭真是可笑.三、四句议论为全诗宗旨,“守德”指实施德政,怀柔运方;“守险”指构筑险关,扼守边陲;“堤封”指国家四境之内的边防;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对兄弟民族怀柔安抚从来胜过守险对抗,用礼义构筑的“长城”才固若金汤,牢不可破.     

范晔的民族思想略论

民族思想是范晔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在其所撰《后汉书》中,范晔在记述各民族活动的范围、对前人成就的借鉴与分析方面,体现出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通过考察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体现出突出的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在对待民族历史与民族差异问题上,范晔也具备了客观的、积极的认识;从“德政”与“王化”的政治思想出发,范晔力主“怀柔”与“王化”的民族政策理念。     

优化课后服务质量 增添“葵园”新活力

作为一所一体化学校,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怀柔分校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家长需求,构建课后服务体系,不仅实现了课后服务“5+2”,更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葵园方式”。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毒认为通过“理-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毒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表演：课堂教学的异化

表演作为一种方法引入课堂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但很多教师在崇权唯上、功利驱使、师德缺失等原因的推动下,把“表演”变成了“作秀”,导致了课堂教学的虚假效应和形式主义。以亲历的课堂教学为例,分析课堂教学异化为“表演”的现象,提出常态教学应该是超越传统评价标准和功利的;是预设与生成相统一的;是超越生活、彰显师德的;是超越统一结论的。     

苏雪林《棘心》之伤感主义研究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徽州女作家苏雪林应该在现代新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棘心》中的伤感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通过对《棘心》中＂不安全感＂进行分析,发现苏雪林的写作已触及到了人类的共性,但也遗憾地发现她缺乏揭示人类生存本质的能力。     

友爱：和谐社会的德性诉求

德性友爱是一种有别于亲缘友爱、情感友爱的以＂善＂为基石、以＂德＂为媒介的高尚友爱,它源于人类互助合作的德性本能。友爱是一个德性的过程,也是对德性的评价。友爱成为和谐社会的德性诉求,是基于友爱本身乃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性德性,它所体现的正是和谐社会以协调友爱、完善有序为核心的伦理秩序。     

托孔改制：康有为重建近代中国教育的努力

晚清民初之际,教育既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什么教育是更有价值的教育”成为亟待有识之士回答的重要问题.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康有为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其重建近代中国教育的努力大致体现为齐头并进的两条路径：一是从义理或德行着手,推崇孔教,阐发仁道合群之义,以正人心、定国魂,属于社会教化层面;二是从制度或经世着手,持《春秋》三世之义,定孔子因时改制之圣,并借鉴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以育人才、求富强,属于人才培养层面.     

关爱学生“三义”

高职教师,不仅是高职学生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人格的影响者,也是高职学生道德的实践者和示范者。关爱学生,既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也是高职教师教育成功的原动力,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还是高职教师工作能力的体现。一名优秀的高职老师,应具备良好的师品、师艺、师德、师技、师爱、师范。     

青年恋歌的千古绝唱——《周南·关雎》主旨与艺术综论

《关雎》是《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全集的第一篇,属“四始”之一。关于其主题,历来众说纷纭,约有8说,即：“美后妃之德说”“美太姒之德说”“美文王之德说”“刺时说”“妇德说”“美世子娶妃初昏说”“婚歌说”“恋歌说”。综合察之,当以“恋歌说”较为切合《关雎》本意。这的确是一首描写黄河边一位青年男子热恋采荇菜的“窈窕淑女”并幻想与其成婚过上和谐美满生活的婚恋之歌。其艺术审美价值甚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比兴美、意境美、结构美、韵律美与风格美等5个方面。其思想与艺术价值影响后世极其深远。     

关爱学生“三义”

高职教师,不仅是高职学生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人格的影响者,也是高职学生道德的实践者和示范者。关爱学生,既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也是高职教师教育成功的原动力,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还是高职教师工作能力的体现。一名优秀的高职老师,应具备良好的师品、师艺、师德、师技、师爱、师范。     

《关雎》“后妃之德”新诠

“《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是《毛诗序》对《关雎》一诗的评价,伴随着《毛诗序》作者与成书年代的学术公案,“后妃之德”一语也颇受争议.历代《诗经》研究者对于“后妃之德”的阐释,均与《关雎》一诗的文学解读相乖违.从文字学角度考证,“后妃”应释为“司配”,“后妃之德”应理解为“执行婚配过程中的准则与规范”.这就合理地诠释了《毛诗序》的说解,使传统经学阐释与现代文学解读达到了一致.     

论《窦娥冤》对天的复杂态度

"天"在《窦娥冤》中多次出现,具有丰富的内涵,"天"为人之始,与人事密切相关,同时是至善的代表,亦能与人感应。窦娥对天的态度虽看似矛盾,但通过分析各主要人物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关汉卿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顽强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