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时期的道场司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大乘具足戒已在敦煌地区流传 ,为受此戒而设的方等道场也已出现。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 ,方等道场司作为专事方等道场的机构而出现。本文针对方等道场的设置时间、地点及其职责问题作一商榷性探讨 ,可资借鉴。     

一件敦煌文献反映的五代时期甘州、沙州与灵州间的政治关系

文章对法藏敦煌文献P.3016V中一件抄写的《某乙致令公状》进行了考辨,认为它是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写给灵州节度使韩洙的书状草稿的抄写件。书状中的灵武路上少数民族部族劫杀甘州回鹘使者的事件发生在同光二年(924),这件书牍文献反映了因劫掠事件引起了甘州回鹘、灵州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之间一度紧张的政治关系。     

敦煌粟特人的经商——以天宝差科簿中“捉钱”与“市壁师”为角度

《天宝差科簿》中出现的"捉钱"与"市壁师",是与商业有关的色役。敦煌粟特人担任"捉钱"经营官营高利贷,推测也私自放高利贷获利;"市壁师"的任职使他们监督敦煌各行市场,以便商业活动有规范的顺利进行。这两种公务执事刚好反映出粟特人后裔在敦煌商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编写敦煌学史添砖加瓦——评柴剑虹先生的《敦煌学与敦煌文化》

柴剑虹先生的<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4月出版.全书除代自序外共收文47篇,约25万字. 本书除收入作者擅长的敦煌文学研究外,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有关敦煌学术史的内容.     

唐、吐蕃、粟特在敦煌的互动——以莫高窟第158窟为中心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作为来自中亚的粟特移民在吐蕃统治时期营建的涅槃大窟,窟内造像和壁画整体是传统的唐样唐风,但受功德主粟特民族属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吐蕃统治的时代左右,壁画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粟特和吐蕃艺术元素或影响。其中的涅槃经变属于中亚传统样式,经变中的各国王子举哀图中人物的榜题、第一王者像、出现在各国王子后列的猴子像和三世佛像上彩塑佛身上袈裟的团花装饰,均有粟特艺术的影子。而甬道供养人画像榜题框的形制特点、涅槃变中各国王子中赞普和中原帝王的头光,则有吐蕃历史的背景。至于新发现的涅槃造像中仅见的树上挂头陀包和澡瓶的现象,则显示出唐人高僧写真传统对该窟涅槃图像的影响。总体而言,第158窟壁画图像体现出唐、吐蕃、粟特多元文化艺术互动的有趣现象,实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艺术相互影响渗透的难得实例。     

读者真的死了吗？——与欧震先生商榷

欧震先生“读者死了”的宣告声令人震动,但是从他对“读者之死”所进行的论证中,笔者却发现了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真正读者”的内涵？欧震先生为“读者之死”所列出的几个死因是否可以成立？故而特向欧震先生提出商榷。     

也谈剥削标准问题——与石康先生商榷

正确认识和把握剥削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以商榷的形式指出不能轻易否定原来的定义和标准 ,轻率地提出新标准可能会造成混乱     

这真的不是反问句吗——与龚重雅、龚慧琴老师商榷

2004年第7、8期《小学语文教学》合刊中《这不是“反问”句》一文,龚重雅、龚慧琴老师指出“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一句不是反问句。首先,两位老师认为,武松的这句“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是“有疑而问”,是“出于对店家自夸酒好的怀疑,武松很自然地要问问店家:‘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这样理解这句话是不是曲解了它在原文中的意思呢?联系后文:“武松从身边拿出一些银子来,叫道:‘别胡说。难道不付你钱。再筛三碗来。’”可以看出,对于武松来说,他当时坚决认为店家“三碗不过冈”之说是一派胡言,于是,用“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一句来…     

清代江西清节堂初探——兼与梁其姿先生商榷

清代是贞节观念发展到极致的时期,新出现的慈善组织——恤嫠会或清节堂,旨在救济或收养那些贫苦无依的年轻寡妇。江西在清代共设立了4个清节堂,且最早的清节堂创立于1872年,在管理上是以官督民办为主,但官府并不直接参与清节堂事务的管理。清节堂有三种社会功能：收养贫困的贞女、节妇,保护自愿守节的孀贞,以及帮助入堂节妇抚孤养老。     

炒作、“学院派”及《兄弟》——与杨光祖先生商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来不乏炒作事.其中有一种很常见,即通过对权威的适当"撞击"、以达到自我闪光目的.用闻一多在一封信中的话说:"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轰动一时",①闻一多之"挑衅",所指为当年的创造社.其实不仅创造社如此,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似乎都有这么一种传统,非挑衅不足以解决问题.那时的文坛不单停留在"挑衅"程度上,实际要严重得多,唯"骂"之一法亦流传甚广②.杨光祖先生的文章,情况当然好多了,没有那种"骂"之话语,不过,"挑"味还是不少.杨先生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也值得商榷.     

叶圣陶有“单纯方法论”倾向吗？——与王从先生商榷

我刊1999年第三期发表了赤峰市敖汉旗教9币进修学校教师王从的《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一文。作为一家之言意在引起对教育前贤思想的反思,从而继承和发展老一辈教育家留下的珍贵遗产。王文认为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主要存在三个弊端：1．过分否定传统语文教育;2．过分强调了方法;3．未能结合与语文教学有关的边缘学科对语文做通盘考虑。文章发表后引起一定的反响,现将韩树培等人的商榷文章发表于此,供广大读者甄别。“百家论坛”,当是百家争鸣之地,学术研究无禁区,大凡古今名家思想、现行政策理论皆可商榷争辩。本刊欢迎有见地、有思想的一家之言。优稿优酬。     

汉语量词语法化补议——兼与李建平、张显成先生商榷

李建平、张显成先生的《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一文,认为双音化是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我们认为,其观点和论证值得商榷。首先,双音词与双音化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其次,个体量词产生的外因是社会发展产生的计量需求,内因是容器量词和集体量词的类推;最后,不同种类的量词因计量需求不同产生的时间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认为,“普通重音”的要求也是“数+量”结构前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炒作、“学院派”及《兄弟》——与杨光祖先生商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来不乏炒作事。其中有一种很常见,即通过对权威的适当"撞击",以达到自我闪光目的。用闻一多在一封信中的话说:"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轰动一时",①闻一多之"挑衅",所指为当年的创造社。其实不仅创造社如此,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似乎都有这么一种传统,非挑衅不足以解决问题。那时的文坛不单停留在"挑衅"程度上,实际要严重得多,唯"骂"之一法亦流传甚广②。杨光祖先生的文章,情况当然好多了,没有那种"骂"之话语,不过,"挑"味还是不少。杨先生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也值得商榷。     

丝路货币与汉唐之际丝路经济、文化往来关系研究——以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粟特文货币为例

货币作为商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媒介物与等价凭证,既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顺利进行,也间接促进了沿线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本文通过梳理粟特铭文钱币,能看到东西方文化对粟特地区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希腊、波斯式货币的使用,还是仿制唐式货币,均取决于粟特人商业贸易活动之需求。可以说,一段粟特货币史也就是一部微缩的丝路贸易发展史。     

《中级财务会计》质疑--与杨有红、林钢先生商榷

由杨有红主编、林钢副主编的《中级财务会计》,是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 2 0 0 1)颁布和实施以后,系统地吸收了新会计规范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要求,进行了系统修订,全面反映了新会计规范的特点,对会计实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作为中央电大开放教育统设课教材,在诸多地方存在质疑。本文就质疑问题提出笔者的拙见,希望同杨有红、林钢先生商榷。     

一条无须补充的注释——与韩卫国先生商榷

偶读陕西师大所编《中学语文教学参考》(99年第10期)“备课参考”栏目里有关韩卫国先生《一条应该补充的注释》一文,深为韩先生学识之广博与备课之扎实所折服。但,韩文对“善为秦声”(现高中语文第六册《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所谓补充注释,笔者却不敢苟同,其理由如下。韩文所以“补充”此“注释”,其根据是秦国李斯《谏逐客书》里有关“秦声”的介绍。诚然,李文“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确系秦王所为。但,李斯为此文是在秦王(秦始皇)十九年,即公元前237年,而“渑池之会”却是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279年:二者相隔近半个世纪。试想,以后人之言证前人之行,恐怕于理不通吧?况且,《谏逐客书》中所“退”之“筝”,正是秦昭襄王请赵惠文王所奏之“瑟”呢。(筝,乐器名,瑟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第5页注释〔45〕,朱东润主编)倘若秦王真的请赵王演奏所“弃”“退”了的“筝瑟”,那岂不是自取其辱?那么,相如请秦王击缶,“秦王怒,不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古代,那些乐工伶人的地位不高,秦王了解这一点,才趁“饮酒酣”大咧咧地提出“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这一极不符合赵王身份的要求。真可谓“醉翁之意不...     

《资本论》的严密逻辑体系还是不打破为好——与卫兴华先生商榷

《资本论》是有着科学严密体系的宏篇巨著,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其逻辑性的无懈可击,连它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因此在阐述其基本理论时,遵循其逻辑体系结构逐步分析叙述,更容易被学者理解。     

《柳毅传》中柳毅人物再读——兼与袁行霈、罗宗强等先生商榷

袁本《中国文学史》评价唐传奇《柳毅传》称柳毅“豪侠刚烈、凛然正气”;称洞庭龙君“忠义仁厚、嫉恶如仇”。对此敝人不敢苟同,敝人主张“发掘《柳毅传》中人性丑恶的元素,还原形象性格”。     

敦煌文书“行散”非“行解”浅说——兼与张侬等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敦煌文书所记道家服石"行散"之法与出土医学竹简所记"行解"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指散步行药,后者指发汗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