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西方修辞学的源原

从实质上看,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修辞学家只是对他原来的理论进行加工和提炼,时有修正或扩充而已,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浅析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

从实质上看,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修辞学家只是对他原来的理论进行加工和提炼,时有修正或扩充而已,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亚里士多德曾被马克思誉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他是古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独具特色的修辞理论及其传统,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修辞学批评：走出技巧论

走出技巧层面的修辞学批评,一是向修辞诗学延伸。二是向修辞哲学延伸。前者研究文本的修辞设计和诗学关联;后者从话语方式向人的存在方式提升,研究修辞如何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结论是：人创造了修辞,修辞也塑造着人。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诗性与理性--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中国传统修辞学理论形态比较

中西传统修辞学在理论形态上有“诗性”与“理性”之别，诸如定义概念与非定义概念之异，综合与分析之异，形象化表达与抽象表达之异，修辞学的依附性、非系统性与独立性、系统性之异等。研究、认识中西传统修辞学理论形态的差异，对总结我们的历史化遗产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文体概念--从刘勰《文心雕龙》谈起

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文体概念的所指内涵有一个温长的建构、离析和积淀的过程。《文心雕龙》中“文体”一词的所指内涵主要有三：体裁、风格和语言表达方式。刘勰这种广义文体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多为人们所采用，这之前是广义文体概念的建构时期，人们大多是在体制、体裁意义上使用“文体”一词。唐宋以降，尤其是明清两代，刘勰广义文体概念开始变得狭义化。其主要标志是离析，一方面，语言表达方式、风格这两层意义渐渐从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概念；另一方面，“文体”在仅指述体裁这一意义上也有被“体裁”一词所取代的趋势，到了近、现代，这种离析越来越彻底。然而，当西方当代文体学理论涌入中国时，人们又一次在语言表达方式这一意义上认同了西方文体概念，这与中国古代文体概念自身就积淀着这一意义分不开。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美学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西方最早的系统阐释修辞原理的著作,同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美学问题与观点。《修辞学》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肯定修辞术与论辩术(逻辑)一样都可以表现真理,修辞学以命题的可信性和可能性为前提,这些观点奠定了西方修辞学传统并有助于艺术本体和艺术真理等问题的反思。《修辞学》中关于“怜悯”与“恐惧”情感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悲剧的功用;《修辞学》的性格分析是西方美学史上最早的性格描绘,它建立在情感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对西方典型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修辞学》中的风格理论并非出于纯粹美学上的考虑,由于它强调了“受众”的作用,成为后世从美学和文学意义上理解风格的理论的重要出发点。《修辞学》关于隐喻的讨论,不仅形成了古典派隐喻论的基本观点,而且启发了现代美学、诗学的隐喻理论研究。     

修辞学基本概念的再认识——修辞、修辞学、修辞学研究对象

修辞是一种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构建言语的表达行为。修辞学是研究构建言语、实现交际目的的言语表达行为规律的科学。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修辞过程,其次有修辞作品和修辞功能。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修辞式推论

《修辞学》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思想的巨著,其中,修辞式推论占据核心地位,但研究成果尚不丰富。在综合现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修辞式推论的界定、样式进行阐发,并总结修辞式推论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关联。     

中西广义修辞学对比

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修辞发展的历史。修辞与文化息息相关,因而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修辞学。通过对中西广义修辞学的对比研究,研究分析不同文化对修辞理解的异同,可以发现文化差异和认识文化共性,从而利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来更好地指导修辞实践,促进人际交流和跨文化交流。     

朦胧诗：个体内在性诗学新论

在朦胧诗这里，人或主体被表述为一个有血有肉、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能怀疑会思考的“自我”，并由此呈现或彰显出一个与现实、历史、民族、文化交融一体的“大写的人”或“普遍的主体”形象。而作为其应有之义的内在性或心灵化倾向，更赋予主体性诗学一种现代内涵。     

超隐喻①与诗学

超隐喻理论以针对汉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为自身的理论核心,从语义与修辞等更深层的话语入手,对西方的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基础的诗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提出了文学不是对语言的驾驭,而是对语言的解放,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等全新观点。由于现实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语义的生成与流变从来都不可能是纯洁和无辜的,或被遮蔽或被过度地利用。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则可以给语言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在当今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具有文化救赎的重要意义。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沧浪诗话》与明代诗学辨体理论

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标榜格调的理论旗帜下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崇拜的确立；其次是对宋以前多种诗歌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演变的探讨；还表现在试图建构独立于整个宋儒理学之外的诗学话语体系的努力。     

泰戈尔的散文诗与印度古典诗学

作为印度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时期的关键人物,泰戈尔的文学世界里自然显现了很多现代性的特征,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已经放弃了对印度本民族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接受,事实上,泰戈尔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不仅没有背离文学传统,反而将印度古典诗学所倡导的文学创作方法和审美价值取向广泛继承并发扬光大。以他的散文诗为例,讨论了其与印度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进而指出泰戈尔文学创作的鲜明民族特色,以期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某种启示。     

邵洵美诗歌及诗论研究

邵洵美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唯美主义诗人和诗论家。他对探索中国新诗的出路,做了深入思考。他的诗论文笔洗练,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其早期诗歌显示出较多的模仿色彩,诗论多是译介英国唯美主义理论;后期他总结了中国新诗历程,自觉探索新诗出路,诗歌创作和诗论上都有了较为成熟的表现。     

中国古典诗歌及诗论对英美意象派诗歌之影响

20世纪初诞生在欧美文坛的意象派,主张使用简明清晰的意象和凝练浓缩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及其诗论与意象派诗歌的联系与契合,阐释了其对意象派诗歌理论与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诗歌审美的语义诗学构想

传统诗学研究的起点是作品,从而学理就是以客体为对象来揭示其包含的美学属性,而不是主体审美活动,诗歌的研究对象“实体化”了,即使关涉作者,那也仅仅是作为作品结构中的要素,存在“主体缺失”,进而不是审美主体实践的“辩证关系”研究,使语言在诗歌审美活动中的中介性未能彰显,不能从中剥离出来和独立分析其在诗歌审美建构的规则并上升为方法.笔者企图克服传统诗学这一不足的前提下,基于诗歌语言规范的语义形态特征化,试图从诗歌的审美建构与语言表达的中介关系来探索诗歌审美的语义逻辑规范的基本原理以及诗歌鉴赏、创作的理论方法等,以期拓展诗学理论的研究.     

关于柏拉图诗学理论的几点认识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其美学和文艺学思想体现了古代人对美学和文艺学问题思考和探索的成就,虽然具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试论俄国形式主义电影诗学

俄国形式主义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派别之一,它不但将文本语言形式提升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而且最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电影理论,并对苏联蒙太奇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蒂尼亚诺夫梯等人,从差异性、自主性、系统性及陌生化等角度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电影诗学思想,并集中研究了景别、隐喻、拍摄角度、剪辑与蒙太奇、灯光与照明等方面的电影修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