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基本特征之检讨——以"刑罚当罚性"为对象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是刑法学界公认的犯罪三特征,但刑罚当罚性并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全部法律后果及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之间的辩证关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涵,故应以责任当负性代替刑罚当罚性。     

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严重问题之一。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刑罚的适用和量刑标准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应该大力开展法制教育,整治社会环境,加大打击犯罪力度,加强对在校生的管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论犯罪的应受刑罚惩罚性特征——兼论犯罪的三个特征之间的关系

一、犯罪的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含义“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即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具有严重危害性 ;犯罪是一种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 ,具有刑事违法性 ;犯罪是一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具有刑罚当罚性。”[1] (Ｐ 75) 上述关于犯罪的“三特征说”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 ,已成为犯罪特征的通说 ,笔者对此也无异议。但如何理解犯罪的三特征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如何理解应受刑罚惩罚性特征的含义及其在犯罪三特征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通说中的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刑法学》[1] (Ｐ .79- 80 ) 、《刑法》[2 ]…     

诈骗罪当罚性的法哲学诠释

刑法学界对诈骗罪的研究较多地局限于解读有关诈骗罪的法律文本,本文认为,应当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诈骗罪的被害人,从而厘清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并且,应当从法哲学的角度深入剖析诈骗罪的当罚性。     

中国台湾地区醉酒犯罪可罚性标准的考察及其启示

醉酒犯罪一直是人类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我国台湾地区在醉酒犯罪问题中引入原因自由行为作为分析的方法,发展出特有的处理与思考。通过对台湾地区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范围、类型以及可罚性依据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对比分析大陆地区在醉酒犯罪归责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判定醉酒人刑事责任时注重考察其主观罪过心理、明确醉酒犯罪中主观要素的判定标准两个方面完善大陆地区醉酒犯罪的归责模式。     

浅议商业贿赂犯罪刑罚之完善

游走于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秩序造成了巨大危害,日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商业贿赂行为的泛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立法规制的缺陷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笔者针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刑罚配置上的缺陷,结合国内及国际上的司法实践现状,提出了部分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预防商业贿赂犯罪提供借鉴思路,对有效惩治此类犯罪有所裨益。     

二元结构的人工智能犯罪刑罚体系构建

人工智能犯罪本体观包括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的相对主义人工智能犯罪刑罚本质观,以限制和剥夺犯罪能力为侧重点的人工智能犯罪刑罚目的观,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防卫主义人工智能犯罪刑罚功能观。以此为导向,围绕不同的人工智能行为模式构建“关联责任犯罪主体+人工智能犯罪主体”的二元结构人工智能犯罪刑罚体系,并根据刑罚适用和预防再犯罪的效果,构筑以社会防卫效果为落脚点的“技术+智能+法律”三位一体的人工智能犯罪刑罚效果评价体系,构建起完整的刑罚本体-刑罚体系-刑罚评价人工智能犯罪刑罚结构体系。     

环境犯罪中修复性刑罚之提倡

环境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具有特殊性,因而仅仅运用自由刑和罚金刑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修复性环境刑罚能够破解环境犯罪执行难的问题,并且满足被害人的权利需求,同时又兼顾预防环境犯罪,为犯罪人提供自我救赎的机会。建构修复性刑罚应当完善罚金刑并增加责令补救和公益劳动刑罚措施。此外,合理设置资格刑也是修复性环境刑罚的重要内容。     

论公司犯罪双罚制原则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1997年刑法典规定了单位犯罪之后,基本上确立了公司犯罪的双罚制原则。文章在分析公司犯罪双罚制原则理论根据的基础上,对双罚制原则本身利弊进行了客观评价。结合我国公司犯罪双罚制原则的现状,在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独立完整的公司犯罪刑罚体系的具体设想。     

犯罪预备行为可罚性界限的司法适用标准探讨

由于我国刑法总则关于犯罪预备规定所存在的缺憾,再加之学界对于犯罪预备行为可罚性界限的厘定也显得模糊不清．使得犯罪预备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成了一个根本难以解决的难题。在维持我国目前关于犯罪预备规定的前提下．为了澄清理论上的混乱与消解实践中的尴尬,犯罪预备行为可罚性界限的司法适用标准必须重新予以厘定。除了学界通说所主张的主客观两个特征之外,犯罪预备的认定应当增设至少以下两个特征：形式上是为法律所禁止：客观上只能对其做为了犯罪的解释而不能做其它解释。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基本问题探究

各国刑事立法及刑法理论逐渐承认单位犯罪概念,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从个人责任向法人责任过渡。企业合规由经营管理策略衍生至刑事合规领域,成为影响单位刑事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刑事合规的刑法理论依据主要表现为预防义务之履行与主观过错之减轻。我国单位犯罪在认定依据、处罚模式、刑罚标准等方面尚存疏漏。在刑事合规背景下,应要求企业履行监督义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统一规定双罚制模式,增设刑罚种类。     

罪刑法定与民愤因素的冲突与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难题之一,那么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染,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论刑罚构成要素

刑罚是一个自在的运行系统，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结构和运行规律。刑罚史上三大学说的论争之所以永无休止，即在于漠视了对刑罚构成要素的探究。刑罚是立法者与司法者基于犯罪的有责性而对惩罚对象有意施加的一种不快结果，在构成上，必须具备有责性、有意性和不快结果施加这三个有机统一且不可或缺的要素。     

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反思

罪责刑相适应与罪刑相适应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我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后者是两百年前西方刑事古典学派所提出的刑法基本原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而受到新派刑法学者的挑战,然而争论仍在继续。鉴于新派和旧派一样,其理论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其负面作用,所以各国在刑事立法时都有所取舍,我国刑法顺应这种历史发展趋势,本着批判与借鉴的科学态度,将罪刑相适应原则发展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了我们试图调和新派与旧派所做的努力,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却发现我国刑法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规定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下面笔者把这些问题拿出来与大家共同讨论,     

环境犯罪危险犯处罚原因探析

处罚环境犯罪危险是世界各国环境刑事立法的趋势。然而，在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中，只是以实害犯为处罚对象，没有处罚危险犯的条文，实为立法之一大缺陷。现从四个方面分析处罚环境危险犯的原因，即是由危害环境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环境法预防为主原则和刑法预防与保障功能、危害环境行为的特点、生态环境无以替代的价值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功能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诬告罪综论

诬告罪在中国源远流长,先秦文献中已有论及,此后历朝法律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诬告反坐”是中国古代惩罚诬告罪的基本原则,带有浓厚的报复主义色彩,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系统研究古代的诬告犯罪,有助于完善中国现行刑法关于诬告陷害罪的一些立法规定。     

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不应设立危险犯

尽管破坏环境的犯罪具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要规定某些环境犯罪为危险犯以期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却并无必要。在动用刑罚这种制裁手段时应谨慎从事，要防止仅从主观愿望出发任意扩大它的适用范围。破坏环境的行为往往和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相联系，在保护环境方面，民事和行政法律措施更为有效，刑法的大驾还是少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