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震还乡与刘勰卒年--与周绍恒先生商榷

周绍恒先生认为，慧震卒于梁大同三年闰九月至五年七月之间，其还乡国的时间为普通七年九月之前，因而推出刘勰卒于普通四五年间的新说。笔者认为周先生引的史料有误，因而推出的结论不实。慧震与刘勰在定林寺撰经，功毕回乡国的时间应为湘东王第一次任荆州刺史的大同三年闰九月至五年七月之间，其卒年应为湘东王第二次任荆州刺史的太清元年正月至二年十月之间。因而，刘勰应卒于大同三四年间。     

关于刘杳之母的卒年问题--答朱文民先生商榷之一

朱文民先生对拙文<刘勰卒年新考>据<梁书·刘杳传>"天监十七年,自居母忧"等记载,所推出的刘杳是在普通二年(521年)开始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和刘勰卒于普通四、五年间(523-524年)的结论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天监十七年,自居母忧"的记载与实不符,但从他所举的理由来看,却并不能证明这一句的记载与实不符.因此,拙文的结论并无不妥.     

《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李定广先生《求新须先求真》商榷之商榷

李定广先生回护旧说，认为《〈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释“博徒”、“四异”为“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并认为刘勰在《楚辞》的评价上“存在深刻的矛盾”。但只要精细解读，参酌时贤，“博徒”、“四异”仍是“褒词”。刘勰将“博徒”与“英杰”对喻《楚辞》，正好体现了《楚辞》“四同”、“四异”思想与艺术的审美特征。此乃刘勰所理想的创作原则与境界。故刘勰力荐《楚辞》为后世诗赋创作之典范。《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     

顾广圻生卒年考

顾广圻,字千里,号涧,元和(今苏州)人。被人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其生卒年,向来说法不一。或谓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日本神田喜一郎编《顾千里先生年谱》、赵诒琛编《顾千里先生年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诸书主此说;或谓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国历史     

刘勰出身于庶族说献疑——与王元化先生商榷

<正> 七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刘勰出身于庶族说(以下简称庶族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王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自述:对于这一说法,季羡林同志来信“表示赞同”;周振甫同志来信说,“大著刘勰出身庶族,掌握极为丰富的材料,论证极为有力,使人信服,极好”。就笔者所见,近年来其他专家、学者所发表出版的“龙学”研究论文、专著,凡涉及到刘勰的出身问题,也大都沿用王先生的说法。但笔者最近在考索刘勰的生平思想时却发现,王先生用来证明刘勰是出身于庶族的理由颇有疑窦,庶族说似难成立。而又诚如王先生在其文中所说,     

刘勰“素心”说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素心”说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的理论,它强调客观公正的著史原则,对后世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有一定影响,如章学诚的“史德”说就是对“素心”说的继承与发展.与“素心”说相比,“史德”说对于史家修养理论的阐述更为系统与完善.“素心”说不仅关乎著史原则,它也是刘勰对史传散文写作所提出的一个要求.除“素心”外,刘勰认为史传散文写作还要讲究文采,这既符合刘勰“衔华佩实”的主张,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探讨与追求文艺美的独立价值的时代风潮相一致.     

试论《文心雕龙·原道》篇的两个消极之处

《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对《原道》篇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周振甫先生对于此篇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同时他也指出刘勰《原道》篇中的两处局限之处,一是刘勰“道”的观点偏向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点为刘勰将“自然之文”与“人之文”相提并论。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古典文学批评的一种态度——“了解之同情”,这种指导方法为现代文学批评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从还原背景的角度出发,可以理解刘勰为什么有这种“不科学”的观点,《文心雕龙》的成书受《易传》的影响很大,同时还吸收了汉儒和魏晋玄学的思想,这些既是刘勰《原道》篇形成的思想根源,也导致其蕴含了两点被后人批评的消极之处。     

论刘勰"养气"说的"自然之道"本质和特征

刘勰《养气》篇提出“养气”说的思路重在“养”与其在《原道》篇中提出：“自然之道”是吻合的。“养气”以作自然逍遥的态度、自然而为的方式而养自然之气。刘勰的“养气”说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道和魏晋曹丕的“养气”说和“气”说的基础上确立了“养气”的实质和特征，具有重要的创作论、作论、批评论意义。     

简论刘勰的“写真”说

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南朝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是最早直接提出文学要“写真”的主张的。“写真”说是刘勰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串《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分析刘勰的“写真”说,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整个文学观。     

论刘勰“养气”说的“自然之道”本质和特征

刘勰《养气》篇提出“养气”说的思路重在“养”与其在《原道》篇中提出 :“自然之道”是吻合的。“养气”以作者自然逍遥的态度、自然而为的方式而养自然之气。刘勰的“养气”说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道和魏晋曹丕的“养气”说和“文气”说的基础上确立了“养气”的实质和特征 ,具有重要的创作论、作者论、批评论意义     

道之文与文之道——论刘勰的文艺观念之一

<正> 牟世金先生曾以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若不知‘原道’之‘道’为何物,便无‘龙学’可言。”这决非耸人听闻之谈,而是从《原道》在《文心雕龙》中的实际地位出发的实事求是之论。也正因如此,考察刘勰的艺术观念,对“原道”的认识成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也可以说,不明“原道”之“道”的本质及其意义,对刘勰文艺观念的考察便成一句空话。     

胡瑗教育思想探微

一、生平及教育活动胡瑷,字翼之,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生于江苏泰州,卒于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因其祖先世居安定,故其门人和学者都称他为安定先生,其祖父曾做过司马参军,父亲曾为宁海节度推安.胡瑷幼年从师受业,七岁已能做文章,十三岁通《五经》.即以圣贤自许.邻人见其文而异之,曰:“此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瑷家境贫寒,生活窘迫,但求学之心未尝或息,与孙复、石介同学,北往泰山,发愤攻读,常终夜不寝,且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涧中不复展阅.景佑元年(公元1024年),以经学教授于吴中,次年,被范仲淹聘请于苏州郡学教学.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任保宁节度推官,同时兼任湖州州学教授.由于讲授得法,教学效果卓著,他的学生“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人”.据欧阳修说.“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位”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胡瑷60岁,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天章阁侍讲,太常博士.胡瑷告老还乡时,太学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时以为荣,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胡瑷卒于杭州.     

何逊卒年新考

何逊卒于何年,史传无明文记载。学术界一般据《梁书》本传“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的记载等,将其卒年定于天监十七年(518)或十八年(519)。但何逊《赠江长史别》之诗却写于天监十八年秋,《赠族人秣陵兄弟》之诗写于普通三年之后,《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之诗写于中大通五年八月,何逊不可能卒于天监十七、八年,而是卒于大同元年(535)四月之后,大同三年(537)春正月之前,他有可能参与过《文选》的编撰工作。     

论《文心雕龙》的成就及局限

南朝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南齐以前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好的见解,颇值得我们注意。可是,前两年,在“四人帮”的“儒法斗争决定一切”论的影响下,有的人竞把刘勰说成“尊儒反法的文艺思想家”,把《文心雕龙》说成“是儒家文艺观的一个标本”,妄图把刘勰划为“儒家”,从而彻底否定《文心雕龙》。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今天,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坚决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论《文心雕龙》的“意象说”文论体系

刘勰的《心雕龙》处于中国古代“意象”说到“意境”说的转变过渡时期,且在《心雕龙》中首次将“意象”运用于美学领域,可以说“意象”说是由刘勰真正建立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如何营构融合审美意象,并完美地传达审美意象,是《心雕龙》“意象”说的中心内容。《心雕龙》环绕着“意象”展开了一系列艺美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范畴,形成了自身的体系,是中国古代“意象”说集大成的论作。     

浅谈程颢的《识仁篇》和《定性书》

程颢,字伯淳,生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卒于北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河南伊川人。和其弟程颐并称“二程”,由于他们长期在洛阳讲学,传统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后来学者尊称程颢为“明道先生”、程颐为“伊川先生”。二程是兄弟,许多哲学基本问题上,他们观点是高度一致的,程颐本人也曾明确地说“我之道盖与明道同”。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存在差异。二程之间这种差异对后世理学内部形成“理学”“、心学”起了相当重要的诱发作用。黄宗羲论其异时也曾说过“:明道,伊川大旨虽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变其说。故朱子曰:明…     

《物色》论——《文心雕龙》散论

《礼记·乐论》谈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论》的物使心动说,和刘勰在《文心·物色》篇中所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意思相似。刘勰提出这一观点,可能受到《乐论》的一定影响,但它涉及到创作的思维规律问题,应当引起注意。《物色》篇着重讲自然环境,四季景色、气候物象如何影响诗人的情思,以及诗人的情思和诗创作的关系。《物色》对以后“情景交融”的诗说有较大的影响。     

风格“异”与文体“异”——读《文心雕龙·定势》篇

对“定势”的解释有多种,我们可以用刘永济先生的话来概括“体势之义,说者纷纭”（《<文心雕龙>校释·定势释义》）。黄侃先生认为“势”是“法度”（《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先生认为是“标准”（《文心雕龙注》）;罗根泽先生认为是“修辞”（《中国文学批评史》）;陆侃如先生认为是“气势、局势”（《刘勰和文心雕龙》）;周振甫先生认为是“趋势、趋向”（《文心雕龙注释》）。笔者认为,“势”还是指文体的风格来得贴切。如果说《文心雕龙·体性》篇是刘勰从作家个性、才情的“异”探讨风格的“异”,则《文心雕龙·定势》篇则是从文体的“异”探讨风格的“异”,可以说各有侧重,从共同探讨文学风格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两篇看成是姐妹篇。     

“玄解之宰”与“独照之匠”臆释——兼谈刘勰论创作意识

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诗学诚《文史通义》语)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至今仍有其重要借鉴作用。对于刘勰的创作理论体系,当代不少研究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①然而对于刘勰在创作心理学方面的开拓以及他所达到的深度,却很少有人涉及。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创作心理学角度对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有关术语予以阐释,庶几对《文心雕龙》研究的进展有所补益。一、“玄解之宰”,“独照之匠”非“心”解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提出的“玄解之宰”与“独照之匠”,各家《文心雕龙》注本均分别释以“心”或“功夫独到的匠人”。此实源于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范老谓: 《庄子·养生主》“古者谓是帝之县解”。《释文》:“县,音玄”。又《齐物     

现代诗学视野中的刘勰诗体进化论

诗体进化论是刘勰《心雕龙》形式本体论及诗本体论的重要内容。是确立刘勰为体学大师的基础,刘勰的诗体进化论主要由“诗有恒裁”说与“随性适分”说构成,是传统与个人才能对抗与和解的结果。在现代诗学视野中不难发现“诗有恒裁”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刘勰的诗体进化观对现代汉诗的体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