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入户盗窃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把盗窃数额较大或次数较多的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但很多入户盗窃行为,仅以以上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文章建议对入户盗窃行为不以数额和次数为标准,一经出现,即应定为盗窃罪。     

对入户盗窃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把盗窃数额较大或次数较多的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但很多入户盗窃行为,仅以以上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文章建议对入户盗窃行为不以数额和次数为标准,一经出现,即应定为盗窃罪.     

偷换商家二维码行为的定罪问题——一种新的盗窃罪:“三角盗窃”

在认定偷换商家二维码案件的性质问题上,存在诈骗罪、盗窃罪、三角盗窃罪三种主要观点。实际上此种案件并不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传统刑法理论中,盗窃罪中财物所有人往往和受害人是一体的,但现实中也存在财物所有人与受害人相分离的状况,此即三角盗窃,在这种盗窃行为中,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将本属商家的财产性利益转移占为己有,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应认定为盗窃罪。     

当代大学生盗窃行为剖析

当代大学生盗窃案件在大学生所犯的各种案件中所占比重较大。为了减少或预防当代大学生盗窃行为的发生,论述了大学生盗窃行为的主要特点,剖析了导致当代大学生盗窃行为自身和社会2个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了预防大学生盗窃行为的对策。     

试论单位制度对大学组织行为的影响

制度是影响响团体及其成员行为方式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大学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以事业单位的面目而存在 ,单位制度对中国大学组织行为的影响极为深刻 ,并使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单位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 ,因此探讨单位制度对我国大学组织行为的影响 ,对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具有积极的意义     

共享经济时代下“使用盗窃”行为可罚性之证成

使用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表现形态,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应当全面承认其可罚性。使用盗窃的本质在于对财产使用权的侵犯,伴随财产价值由财产所有权向使用权的转移,认可对其保护是法益开放性的要求。作为不可罚依据的排除意思,在我国刑法语境中既缺少存在的必要性,又可能导致盗窃罪保护范围的不当限缩,不应当作为盗窃罪的主观超过要素存在。使用盗窃可罚性的基础在于该当盗窃罪构成要件。财物的事后返还作为使用盗窃的犯罪学特征,只能作为量刑因素,不影响盗窃罪的认定。损失数额应按照同类财物的替代成本计算,以保证罪刑相适应。     

浅谈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

随着信用卡使用量的增加,信用卡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本文从立法规定和理论争议入手,阐述了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     

大学生盗窃行为的心理分析及矫正

大学生的盗窃现象，在各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对高校的校风建设破坏性很大。研究大学生盗窃行为的心理特征,掌握其心理规律，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高校盗窃案的发案率，有效转化其不良思想、矫正其不良行为，达到全面教育的目的。     

浅析高校盗窃行为的成因及对策

目前高校盗窃行为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与学校道德教育的疏忽、学生心理素质的薄弱、职能部门管理的不到位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文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并针对此行为的成因和心理特点,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预防措施.     

由“梁丽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备受国人关注的“梁丽案”以检察院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珠宝的主人不予追究其侵占罪而告终。该案引发了作者关于盗窃罪与侵占罪的思考。本文通过对盗窃罪、侵占罪的剖析,阐述其中所蕴合的法律问题。     

司法实践中认定盗窃数额问题的探讨

盗窃数额问题对盗窃罪的认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依据。《刑法》及其相关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盗窃数额、销赃数额以及民事返还不当得利等的阐述在执行中容易产生分歧，为此对这些行为作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论单位行贿罪中的单位行为

单位行为是认定单位行贿罪的关键因素。单位成员的行为因单位成员同时具有自然人身份和单位成员身份而具有双重性,即与单位的统一性和作为社会人的独立性。单位行为应以单位名义进行,体现单位意志,并最终为单位谋取利益。实践中,单位行贿中存在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的交叉、相互转化和承继关系,应根据具体情形正确进行定罪量刑。     

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探讨

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 ,并在近年中外理论界的研究基础上 ,以理论探讨结合实证分析 ,通过比较的方法 ,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刑罚功能和内在特性以较新的视角做了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由德国“行为导向教学”引起的思考

本文介绍了行为导向教学的类型,结合职业教育改革阐述了行为导向教学的必要性。     

试论预见可能性对盗窃数额主观认识价值的确定——以“金表案”及“天价葡萄案”为切入点的探讨

在盗窃罪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明知数额与客观上的行为数额存在巨大差异时的评价不能以实际价值客观归责,而应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基础,从证明角度,采取预见可能性客观标准推定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区分证明明知、推定明知和无法明知,进而判断行为人明知的盗窃数额,据此对行为人应负的刑事责任做出合理评判.     

盗窃行为犯的既遂未遂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规定为行为犯,对这三种行为犯既未遂的认定,影响着对其量刑。刑法理论及实务界对传统盗窃犯罪的既未遂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成果丰富却仍有争议。对于这三种盗窃行为犯来说,应当以失控说或控制说,并加上脱离说作为认定犯罪既未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