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枷锁”的“跳舞”——胡风左翼文学批评的再认识（四）

胡风理论局限的形成,与他的“大时代”感受与认识直接相关,同时,还可以追溯到他的左翼与非左翼截然对立而难以统一的观念及其笔下的社会庸俗学表现等方面。但是,鲁迅的影响是胡风成为左翼文学批评家更为重要的“根”,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认识上,他与瞿秋白、周扬是有根本差异的,他的声音始终与左翼批评家的“共识”存在相对抗的一面,这对于他的批评理论建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逆流的日子”里的批评理论建构——胡风左翼文学批评的再认识（三）

在＂逆流的日子＂里,胡风实现了批评理论的建构。《A.P.契诃夫断片》、《罗曼.罗兰断片》等外国作家作品的阅读笔记,深化了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内涵,《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则在对中外作家创作过程的认识中,实现了理论层面的提炼、升华和概括,揭示了体现＂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创作生命形态与精神世界的特殊表现。同时,为研究者重视的＂潜在写作＂文本,也丰富了胡风批评理论的内涵。     

1930年代的“作家论”呈现的最初面目——胡风左翼文学批评的再认识(一)

胡风是1930年代在与鲁迅的直接联系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左翼文学批评家的.1934-1935年他写出《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两篇过万字的“作家论”,初显其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这里既有简单、幼稚的一面,也孕育着其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的“深刻”.     

论胡风的“宗派主义”

胡风背负“宗派主义”罪名,源于文学批评演变为意气之争。事实上,如果说以胡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那倒是实情。但这个文学流派只表明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追求着文学事业,他们绝不是独立封闭的小圈子,更没有党同伐异的独断与专横。     

胡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鲁迅传统”

胡风人生与艺术追求的独特性首先可概括为一种＂透彻的真实＂。这种＂透彻＂来自于对现代中国最底层的富有质地的体验。这与其称之为＂现实主义＂,还不如根据他坚守文学的社会介入需要,努力推动直面底层生存真实的追求,将之总结为文学上的＂社会派＂。胡风文学追求的成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鲁迅式的独特＂社会派＂文学传统的认同和体验,是这一文学的壮观景致让他从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当然,较之于鲁迅本人,作为文学思想家的胡风似乎承受了更多的理论的压力,也依然存在着某种无奈的对真相的＂牺牲＂。     

“统一战线”政策与胡风的错位理解——重读“胡风三十万言书”

"三十万言书"作为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曾三次以不同的方式公开发表,但涉及复杂人事关系的第三部分,迟至1999年才正式公布。其背后,涉及的仍旧是复杂的人事关系。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文艺战线上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胡风并不觉得自己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对中共文艺领域的现象进行消极抵抗,并为自己不公平的遭遇提出异议。50年代文艺界的复杂性,这种举动恰好给反胡风提供了契机。论文以重读"三十万言书"为目的,主要清理胡风对"统一战线"的错位理解问题。     

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

本文从周恩来和胡风在1945年10月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发言的区别入手,辨析了注重社会政治革命的"政治左翼"与注重文化思想革命的"启蒙左翼"之异同,进而追溯了胡风等"启蒙左翼"派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来源及其与"政治左翼"的矛盾之症结,并对"胡风集团"冤案的成因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终结给出了不同于习见的历史分析。     

徘徊在“批评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韩子勇文学批评述略

韩子勇文学批评的最突出特点是他以极富光泽与个性色彩的文字,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主从关系,他的写作身份一直游移在评论家和散文家之间。在其获得赞誉颇多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中,他以文化批评的视角,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方法,建构起一个自成一统又文采斐然的文学意义上的西部时空,并以与当代主流文坛前沿相接轨的才识,高屋建瓴地发掘出西部文学创作的危机与潜力。     

“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经历了不断地衍变与发展。它有着自身存在的文学理论依据,也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证实了其有效性。但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内部批评、接受美学的兴盛,"知人论世"也显现了理论的局限性。文学批评应立足文本,参照"人"、"世",以求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审美性与合理性。     

“误入歧途”与悲怆之旅——胡风1949-1955年的思想历程

胡风在1949年后历经了抗争、抵御、妥协的一段人生历程,并在"误入歧途"的最后一搏中,以极其悲怆的结局收尾,留给20世纪中国知识人一份沉重的记忆和思想遗产.回顾和反思胡风1949年后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胡风等人的悲剧事实上是中国一代知识人在翻身革命与思想启蒙之间努力寻求统一而不得的必然结果.     

“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之“批评”

西方修辞批评的繁荣是20世纪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一大重要标志,也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修辞批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与修辞理论交织在一起,成为修辞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定义、范畴、对象、目的等侧面,主要探讨修辞批评的内涵,特别是修辞与修辞批评之间、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消除误解,加深对于修辞批评的理解,对于建构修辞批评的体系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试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在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中建构起来的,其理论精髓是作家面对客观世界要表现出蓬勃高昂的人格力量和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批判的战斗精神。它是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突出“实践”意识和行为,即作家只有在现实政治的第一线中才能体现自身价值。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下)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上)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杰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中)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析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上)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也谈“大师的批评“——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做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与实践

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陛。     

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范式与特征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常被人归诸印象主义批评。而事实上,印象主义充其量只是其文学批评的表层风貌。就其批评理论渊源而论,李健吾不仅接受了法朗士等人的印象主义批评尊崇批评主体直觉印象的理论主张,同时更吸收了以圣·佩韦为代表队的实证主义批评的科学求实精神。就其批评的特质而言,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既饱含着独特而富有灵性的艺术感悟,也表现着对批评对象准确而独特的理性分析。主体的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完美融合,     

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

本文针对现代若干文学批评流派把文学圆圈上的一小段孤立和凝固起来的现象,倡导建设全面的、辩证的、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批评,即圆形批评。圆形批评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刘勰对圆的崇尚,涵融了玄学、佛学对贯通自如、空明朗彻境界的追求。圆形批评的圆,体现在对客体把握程度和主体思维运转形态两方面。创作思维的圆圈造成文本内涵的圆圈,批评家努力感应它们;批评家的直觉感应与洞见性理论观念首尾相接,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不是直线推进而是螺旋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