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主义本体论

重刑及重刑主义在当代国内外刑事立法及刑事政策上有复苏的倾向,理论上对其研究较少且我国古代历史所呈现的重刑主义也有不适用当代的情况,为此需要对重刑主义本体进行古今对比研究。重刑主义具有历史性,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的理念。为了将当代与古代的重刑主义概念作区分,将之分为传统重刑主义与修正重刑主义。通过梳理古代重刑、重刑主义的内涵及在入罪层面、刑罚层面及刑罚执行层面具有严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在对其反思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修正重刑主义。修正重刑主义是在酷刑概念对古代重刑主义进行筛选剔除后所形成的当代概念,具有人道性(主义)的本质内核、法定性及适用范围特定性等特征。重刑主义本体论在为重刑主义“正名”的基础上回答了古代重刑主义及修正重刑主义“是什么”的核心内容,对当代刑事立法趋势及刑事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填补研究空白。     

明初翰林院沿革考

在明代,翰林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机构,它在明代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翰林院在明初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对明朝初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些变化的考证,从中可以探寻出这些变化所隐含的背景和原因。     

朱元璋与明初官吏队伍的建设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为巩固新建王朝 ,缓和阶级矛盾 ,刷新政治 ,采取一系列措施 ,建立了一支奉公守法、公勤爱民的官吏队伍 ,为明朝前期的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浅议韩非重刑思想及渊源

重刑是韩非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要求刑重、刑密,罚多赏少,用严刑峻法作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尺度,任何事的过错都要予以重罚.中国古代"刑起于兵"的状况和甲骨文所折射出的刑观念均可视为重刑思想的源头.春秋战国异常动荡的社会背景进一步催化了"重刑重罚"的思想,在务实的秦晋文化沃土中终于孕育出韩非独特的重刑思想.     

古代“重刑轻民”法律传统的成因及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刑轻民"从字面上理解,即重视刑法的保护功能,通过刑法的特殊性进而规范人民的行为,通过惩戒犯罪来维护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重刑轻民"这一特殊的传统与特点深深植入在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土壤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古代社会,对于"重刑""重典"的运用是维护这三者关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重刑轻民"传统的巨大历史惯性力,使它在原始生成的条件已经丧失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续生力。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转变与更新,提高人们"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理性原则的再思考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日益与全球化的趋势交织在一起。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的全球化潮流,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应引入价值观和理性原则,使现代化的内涵不囿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而把它理解为文化模式、价值系统的建构,既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因素的影响,又要注重实现将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全球秩序与中国的特异性相结合,探讨如何从社会内在生产力培育的意义上推进中国现代化,在自己传统与现实中寻找发展中国的根据与模式。     

日本"大东亚主义"历史再分析

"大东亚主义"本质上是日本政府妄图让亚洲各国向自己俯首称臣;"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变成日本独占中国的代名词,"反共"与"共荣"是其两个重要口号.身处刺刀与铁蹄之下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充满着憎恶、不满和愤怒.     

哪一种效益主义更好?——试从规则效益主义的无效辩护看效益主义进路

本文通过陈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古典效益主义的修正版本——规则效益主义(rule-utilitarianism)的观点,阐述对规则效益主义的理解,将其与义务论进行区分,指出规则效益主义在维护效益主义时的无效性,对规则效益主义提出了反驳,认为要为效益主义辩护,必须抛弃规则效益主义,回到行动效益主义(act-utilitarianism)立场,并修正了一些行动效益主义的观点以应对责难。效益主义仍是一套充满生命力的理论,仍然适应现今社会发展。     

基础主义、反基础主义与课程研究

基础主义是哲学史上主流哲学传统的共同理论信念,它迷恋“基础”,崇尚“镜式”反映,固守同一性思维,追求元话语和宏大叙事。反基础主义作为与基础主义相对的概念与基础主义有相反的意义。它拒斥形而上学、抛弃反映论、摆脱同一性思维、否定大叙事。笔者试图探讨基础主义对于课程研究的消极意义和反基础主义之于当今课程研究的积极作用。     

再论我国刑罚配置的合理方向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刑罚配置的合理方向应当分“两步走”,即:当前实行“轻轻重重”,待社会转型完成之后,逐步实行轻刑化。这样,我国刑罚配置既体现了罪刑均衡原则,又蕴含了刑法的谦抑性、人道性的价值取向;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目的,又能够符合世界刑罚发展趋势。     

明代宫廷音乐体制考述

明代宫廷音乐根据应用场合可分为祭祀乐、朝贺乐和宴享乐,这些音乐依附于繁杂的宫廷仪式,属于礼仪的一部分,它们的制作、规模与更定是考察明代宫廷音乐体制的重要因素。明代宫廷音乐较之历代宫廷音乐又体现出一些特点,包括道教音乐对祭祀乐的影响和民间俗乐对朝贺、宴享乐的影响。另外,雅乐制作中的种种困难,音律考定的一波三折,充分体现出随着时代的发展,陈旧、僵化的艺术形式终将被新颖、鲜活的艺术形式所取代这一结论。     

明代戏曲思想的流变

明代戏曲创作,是我国戏曲史上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高峰,它的戏曲思想以教化论和主情论为主,其流变大致经过了教化论的高扬——教化论的极致表达——主情论的提出以及对教化论的反拨——主情论的泛化与恶性张扬——向教化论的适当回归几个阶段.     

宋明武学概览

运用文献整理的方法,梳理了宋明两代大量史书、文集、笔记中与武学相关的资料,从生源、教学内容、管理机构与办法、学制以及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比较分析宋明武学的特点,指出明代武学的完备是在宋代武学的基础和不足上建立起来的,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宋明武学的异同,既是文武分途的趋势使然,又是我国"文治"社会进一步完善的表现,不是"尚武"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宋明武学的实效都未能实现其初衷,故又遭到严厉的批判,但其制度史意义不容小视,它对我国近现代的军事教育依然有借鉴价值。     

试论明代教化

明代在赋予各级政府，特别是以州县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用暴力手段维护专制统治的同时，更赋予其实施统治思想教育来强化专制统治。宣讲圣谕、律令，兴办官学、社学等均是明代教化的主要内容。     

明代中央王朝统治贵州的策略

明代中央王朝看到了贵州地理位置对稳定云南具有重大军事意义，故而将贵州纳入了直接管理。为了切实有效管理贵州，采取了以安抚为主，以剿杀而辅的手段。在具体管理过程中，不断加强儒家化的渗透，从而实现其“以夏变夷”的王化目的。但是贵州在全国的地位仍处于次要地位，当中央王朝遇到其他重大问题时，往往放松对贵州管理力度。     

明代"薄俸"制述论

明代"官俸最薄",明代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提高俸禄.但终明一代,薪俸微薄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为薪俸低微,官员往往铤而走险,造成贪墨之风盛行,吏治极度败坏,进而给明代政治、经济乃至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但从另一角度讲,高俸禄抑制吏治腐败毕竟是有限的,它只能解决一些较为突出且低水平的要求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穷奢极欲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甚至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明代吏治的腐败完全归结为俸禄微薄.     

明代保定书院述论

明代保定书院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拓展了书院历史的知识,丰富了地区教育体制及其思想的内涵.书院的教学活动丰富,内容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区城个性,尤其是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在保定不同书院的传承与争鸣,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学术文化在北方的新走向.     

明代云南“商屯”刍议

明代云南是否存在商屯,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依据,迄今尚未达成共识;通过对明代云南“开中”的施行探析,既不认同明代“开中”就等于商屯,也不认同明代云南实无商屯;其实,明代云南“商屯”只是缺少深入地析论,兹试议之.     

明代壮族狼兵抗倭克敌兵器及应用研究

明代中后期,倭寇依仗锋利异常之倭刀与威力奇大之刀术袭扰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国家受难之际,壮族狼兵奉调出战,在抗倭战斗中,狼兵为避倭锋芒,发挥聪明才智,把壮族特色兵器变为克敌之星,并创造了以牌、甲护体,以标、弩降敌的阵法,并在江浙一带加以推广应用.依据相关文献,对狼兵克敌兵器的特点、形制及应用进行探讨.     

涞源县明长城的军事防御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涞源县的飞狐古道和蒲阴陉自古更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道.涞源县地区的军事防御是在明朝北部边疆防线不断南移、内缩的整体形势下,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前后不同的发展特点——由嘉靖年间的"守在关隘与堡城"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守在边墙与互市".涞源县明长城在明代后期发挥着防卫京师的重要作用,并历经嘉隆万三朝经营,逐步形成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军事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