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辩”与严复的“天演”

本文从考察传统的“天人之辩”出发,认为从汉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到宋理学以来,在建立了一套天理规则系统后,从而使其僵化,时至近代,则成为一道迈出中世纪的篱藩。而在西洋船坚炮利压迫之下直接造就的封建理想天国的崩溃,使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日渐失去根基,在民族危亡的外力作用下严复祭出的“天演”援引西方理论,对“天人之辩”进行了一次近代扬弃,对中国思想界及各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本文就此分析了其近代特点与传统的关系,试图从另一个视角蠡窥中国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中一些思想变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对“自强”之策的探索与新式教育的创立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寻求祖国“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物质接触”“制度借鉴”和“精神交往”三个阶段。但不论是处在哪个阶段上的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将“兴学养才”、发展教育视为祖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并由此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革新，使之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化。     

“天不变道亦不变”新探

中国古代曾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这一观点历来都为众人所知。一般人都因它强调“不变”而视之为形而上学的典型．这一论点的提出者董仲舒也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位顽固守旧的人物。但是，究竟什么是“道”？董仲舒是否认为“道”绝对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实涵义到底如何？董仲舒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守旧乃至反动？我认为．这些问题还值得探讨．     

何为师道？

道者，天地之大全也。自本自根，先天地生，未有天地，道乃有存。“道”本是我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早有春秋时代子产提出之“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后世有西汉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郭嵩焘的“诚论”对湖湘哲学的新开拓

郭嵩焘从多层次论述了“诚”的意义结构,并由此重塑了“圣贤—豪杰”型理想人格,凸显了人在天人之道中的主体性地位,使“诚”成为道论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尤其在实践中开启了中国外交、教育的近代化。同时,郭氏颇具特色的“诚论”也开拓了湖湘哲学的新境界。     

董仲舒“不变”和“变”的理论议

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为《公羊》学派,汉武帝当政时,应贤良对策,上“天人三策”,在策中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对于这一命题,论者都说是形而上学,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首先有严北溟提出,这个命题实还包括“天变,道亦变”的反命题,从而否定其为形而上学的论断。自此以后,附和这一说的纷至沓来,角度虽或不同,其归趋却是同一的。这一新观点的提出,实有打破禁区的用意,就这一点来说,无疑是值得欣幸的。不过,如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则还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探讨。对这样的观点,我曾写过两篇文章,提出商榷的意见,但总觉言犹未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道德教育观的演变

宋代以降,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人性论基础,以培养注重私德的“圣贤君子”为根本目标,把封建专制制度支柱的“三纲五常”上升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高度,作为道德教育的指导纲领,藉以维护日益衰颓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和汹涌而人的西方文化,先进的中国人接续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薪火,汲取西方近代文化的有益养分,开始了传统道德教育观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道德教育观的近代演变,表现在其哲学基础的人性论和天道观等诸多方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从其纲领、侧重点和教科书等侧面…     

建国前进化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西方进化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西学东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精神文化层面引进的一种成体系的“西学”。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自强求富和亡国灭种的矛盾是进化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萌芽亦要求中国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观念或文化。传教士来华对进化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严复则将其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推至巅峰。进化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发奋图强、救亡图存的斗志,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批判封建主义及其维新变法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续传入中国提供了思想上的强有力支撑。     

孔子的“仁智统一”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公元1508年，王阳明先生于贵州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道。次年，阳明又于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从孔子到王阳明的2000年间，中国古代认识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论争，经历了不断发展的曲折变化过程，不论是儒家、道家，乃至于佛家，无不对此作了详尽而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个认识发展的逻辑“圆圈”，而每一周期，都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引向了更加深入的层次，并不断增加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真理性颗粒。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哲学体系的人，他除了对当时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天人之辨，提出了关于天命论的传统主张外，…     

董仲舒的中和思维

董仲舒是汉唐时期最重要的儒学代表,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如此。世人多局限于批评其天人感应论中的比附论述,而不及其中蕴含的合理内核,此即其中和思维。在董仲舒看来,天人感应,历史演变,都要从天到人,“本所从来”,又要由人而天,“见端而知本”。“以中和理天下”则是基本思维原则;它建基于“天不变道亦不变”信念,表现为比类而推的思路。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天人和古今综合思考,都归宗于儒家道德为本的宗旨。董仲舒的中和思维可谓汉代中道思维的典型代表。     

儒家“大学之道”与高校人文教育

"大学之道"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成人之道、教行迁善之道。《学记》对大学之道进行了细致阐释,在传统中国行之有效。中国早期大学培养治国人才,古希腊大学是哲学思维的场所,中世纪的大学仍然是传播人文知识和道德真理的圣殿。但到近代中国,历史的变动使人们疏离了传统,对"大学之道"竟然变得"习而不察、莫名其妙"。毫无疑问,高校要服务社会,更应引领社会,传承和创造文化。因此,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在具有"世界眼光"的同时,还应该加强"中国意识",认真借鉴传统的"大学之道"。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庖丁解牛”新解

对“庖丁解牛”的解说,历来多未得其真,这主要是因为对庖丁所说的“三年”、“十九年”两个数字的不理解。经辨析,《庄子》中此两数字来源于中国古代历法知识,这是理解“解牛”之旨的关键所在,文惠君所得之意亦由此出。此两数字是用来讲明道修道的工夫,庄子借此“道数”以表达其养生之主旨及其天人思想。     

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型

从中国封建社会“四部之学”到近代社会“七科之学”的转型 ,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结合晚清“西学东渐”及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着重探讨了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转型的进程及特点 ,并分析了其对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意义及影响     

从人生境界到审美境界─—庄子天人之学的美学精神

“法天贵真”是庄子天人之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其要义是人道与天道合一，在生命的本真存在中体悟天道。这一思想体现了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与自然无为的宇宙生命的统一，代表了庄子的人生境界论，是一种境界形态；它在“天人合一”这一根本观念影响下，把人生的最高境界与审美境界统一起来．对中国美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说语文教学的“本”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知止，即知道所应达到的理想境界。《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亲民”就是使天卞的人革旧更新，“亲”即“新”；“止于至善”就是使人们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语文教学亦有其当止之境，这当止之境就是语文教学的“本”。     

一次“惩罚”带来的意外收获

奥运会成功举办已经整整一周年了。民族自豪之情仍然洋溢在每个人的心中。特别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和”阐释得淋漓尽致。“和”凝结着祖盛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核。《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是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这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于“中庸之道”,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席之为德也,其至亦乎!民鲜久矣。”     

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

在汉代,儒学进一步强化对礼仪和天人之道的重视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汉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发展模式.从“天人相分”到“天人相与”,董仲舒吸收了《春秋》中的“天道”思想并从“天人关系”进一步对汉代儒学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体现了董仲舒向孔子“仁学”进一步靠拢     

郭嵩焘哲学思想的近代意蕴

郭嵩焘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这种近代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史观上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主张历史规律随历史事实的变化而变化;二是在体用(本末)观上既主张学习西方的具体方法,又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基本原则;三是知行观上的“知”包括了近代科学的内容“,行”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践履的范围。     

浅谈董仲舒“大一统”、“三统”理论与汉代史学观念的更新

本文与以往对汉儒董仲舒所持批判态度不同．着重分析了董仲舒进步的史学观点。为了追求国家安定、社会发展,董仲舒从促使政治进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一统理论与“三统”学说。这些学说在汉代史学观念更新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