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婉含蓄刚柔得体--《齐伐楚盟于召陵》的外交辞令赏析

委婉含蓄、刚柔得体是《左传》外交辞令的总特色。春秋时代是战争纷乱的时代，各国的外交政策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当时的一些弱小国家或战败国家的“行人”，便常常在外交场合中凭借言辞来折服强国。人们常认为“辞令之美就是语言之美”。但辞令又不单是靠语言来表现的，还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使自己的言辞具有说服力，使对方无辞可答。同时。出使者还得遵守一个外交原则：不辱使命，维护国体。即要求外交的人要巧言善辩，既不要被人随便欺负，也不要和别人随便闹翻。此种言辞魅力，于《齐伐楚盟于召陵》一文中可窥见一斑。     

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时代

<正>当代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而大国需要有大国外交战略。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脉搏与世界发展潮流,着眼全局和未来,不断构建中国大国外交的战略思想,亲力亲为、大胆实践,开创了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气象、新格局和新境界。近日,习近平主席先后对俄罗斯和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17年汉堡G20峰会,发表了《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的重要讲话,传播着推动世界经济向好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中     

外交场上显口才 危难之际护家国

初中文言文篇目中有三位使者可谓外交天才,这就是墨子、晏子和唐雎。他们心存爱国,特别能言,且各具特色。略作分析如下。出身于宋国的墨子听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成,将以攻宋"这一紧急情况后,便昼夜兼程十日十夜,只身一人赶往楚国,力劝公输盘和楚王放弃攻打宋国。他仅凭巧妙锋利的言辞,就使得公输盘和楚王理屈词穷;又凭借谋略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终于阻止了一场战争的发生。而墨子此番之所为,宋国君却丝毫不知。墨子可算是一位民间外交家。     

由《殽之战》的外交辞令说开去

所谓外交辞令,就是适合于外交场合的语言。外交时有特定的时空、人物、情感、实力等情况,根据特殊情况,在外交上恰当地运用口辞技巧,或刚或柔,不卑不亢,能达到预期的外交效果。《殽之战》中,弦高、皇武子、孟明的言辞,就反映了那个时代在政     

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新挑战和外交政策的调整

近几年来,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挑战。中国面临着来自海洋方向的严峻挑战,美国"重返亚太",意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围堵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西方一些国家和周边一些国家不断误读中国和平发展的方针。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新兴大国的群起猛烈地冲击着西方国家长时间积累的传统国际优势,挑战他们的国际主宰地位和主导的国际格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互动复合型问题,中国外交需要适应中国国力提升这个客观因素的变化,中国需通过更加合理的外交布局和外交运作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得更好。     

春秋"行人"初探

西周、春秋时的“行人”乃是出使到别国的“使者”，担负着各种不同的外交任务。本文通过探讨春秋时“行人”的身份、职责及“行人”的言辞等等，了解到“行人”言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感染力。“行人”的所作所为不仅对自己的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的发展，而且对后世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莫将“行李”作“行礼”

行李是个古语词,原本指“使者”,即往来于国家之间的外交官员。《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注:“行李,使人。”古代的外交官为什么叫“行李”呢?清代的郝懿(yi)行《证俗文》卷六云:“古者行人谓之‘行李’,本当     

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鉴于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击,中国适时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具体表现为提出新安全观、文明多样性等一系列新外交理念和开展对大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多边国际机制的外交实践。中国的身份建构获得了国际社会中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一些国家的赞同和认可。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与一些国家在大国权力、大国责任,以及负责任大国的评价标准上尚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还面临着诸多的外在两难和内在紧张。     

“大国”新解

初中语文第六册《曹刿论战》中提到的“大国”一词,常理解为“强国”或”大的国家”,在阐述文章意义时,也仅把长勺之战作为中国战争史上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泛泛而谈.至于齐、鲁怎么一个是“强军”,一个是“弱军”,一个是“大国”,一个是“次国”不甚了了.近日偶而翻阅《古代兵制概要》一书,又结合学习一些历史知识,方始有一些新的认识. 原来,“大国”不单是“大的国家”的意思,     

加拉罕与苏联早期对华外交

加拉罕是苏联早期对华外交活动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在促使苏中关系的改善和苏中建交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发表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所缔结的宰割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为苏中建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以苏俄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进行谈判,几经周折,签订了《中俄协定》,初步解决了两国之间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促成了苏中建交。但需要指出的是,加拉罕在对华外交活动中的一些做法及反映在由他所签署的《中俄协定》及其附件中的一些内容,则暴露出了苏联对华外交中存在有极端民族利己主文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特征。     

从《唐雎不辱使命》解析《战国策》叙事的真实性

《唐雎不辱使命》生动地描绘了一场外交战场上的口舌争锋：小国使者唐雎,凭浩然正气威慑秦王,留下一段历史佳话。但我们敬佩的同时冷静思考,却发现这样的结局于外交法则、制度规定、人物形象、历史潮流诸方面而言均有不合,从而对之产生质疑。推而广之,以宣扬“三寸不烂胜过雄兵百万”为主的《战国策》也势必语言生性有余,情节真实性不足。     

中国外交彰显大国风范

<正>近期《大国外交》的播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热议。该节目从知到行、从事到情、从利到义,基于知行相合、事情相关、义利相兼,全方位地介绍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的新理念、新风貌和新变化。六集节目一气呵成,大国形象彰显无遗,大国风度气势磅礴、震撼人心。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外交是自信外交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外交和屈辱是一对孪生兄     

《晏子使楚》的空白艺术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称道《晏子春秋》一书“事核而言练”。《晏子使楚》作为《晏子春秋》里的名篇,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全文仅210字,记叙的却是齐相晏子出使楚国的大事。文章只记叙了核心情节,在环境、情节、心理、语言等方面都留有空白。一、环境空白文章开头,楚王一听说晏子要来,就对群臣说:“吾欲辱之。”晏子作为齐王的使者,代表的是齐国的形象,侮辱晏子就是侮辱齐王,侮辱齐国。楚王为何置外交礼节于不顾,如此骄横狂妄呢?这一点文章并未言明,但作者潜在地预设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那就是群雄争霸的春秋大势。首先,春秋时期王…     

蹇叔一席话 字字关全局——《殽之战》教学管见

简于事,详于言,用一个人物的言辞来说明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并通过人物的言辞来表现人物性格,这是《殽之战》记叙战争史实的特点,也是《左传》记叙战争史实的特点。《殽之战》反映公元前627年(僖公三十三年)秦和晋的一次著名的战争:地域广,涉及秦晋郑三国;时间长,近则历僖公三十二年冬至三十三年夏四月,远则涉及前三年郑用烛之武退秦师而暂时结成秦郑联盟的时候;涉及的人除三个国家的国君、谋臣、武将外,还有商人弦     

坦诚地寻找生命之源——读刘元举的《生命之源》

这篇散文不是理性的,而是精神的。 在这样一个散文泛滥的时代,人们尽可以抒情,阐释深邃的思想,尽可以先于灵魂把尸骨送到天堂或者在祭献之前先去找一种仪式,又或发远古之幽思,但《生命之源》不,或者说刘元举不。《生命之源》中总有一种尖锐的、血性的东西在刺疼着一些传统的东西,使我们讷于言辞,心中有什么涌动但又找不到它的边际。     

孔子与现代人生

言语之道一：达意 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古今一理,都是以把意思表达清楚明白为标准。本来,言语是人们的交际工具,用来表达思想、情感、传达事件、讲授知识等,只要能够达意就行了。可是,一些人非要追求言辞的奇巧华美,反失去了言语作用的本意。孔子所作的《春秋》列国民心浮诈,争尚言辞,形成有文无行的风气。孔子深知虚浮习气为害之大。所以,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痛斥之：     

热情地支持 无私地奉献

《汉语大字典》全套八卷出版问世,结束了“大国家小字典”的极不相称的局面。人民为之欢呼,国家给予奖励,海内外同声称道。当此功成欢庆之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曾默默为《汉语大字典》作过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们。在这部巨著之中充满了他们的支持,凝聚着他们的心血。     

元结纪咏诗文研究——以湖南浯溪碑林与越南燕行文献为中心

湖南永州之浯溪碑林由中唐文人元结开创,现有石刻500余方,是国内外著名的文物珍宝。《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出文献,记载了大量越南使者出使清朝时所留诗文之手抄本。而浯溪作为越南使者北上入京之必经地,亦吸引了大量越南使者前来吟咏。这些诗文记录于浯溪碑林及《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者达63首/篇,是中越文化友好交流之重要历史见证,亦是对元结文学成就的继承与延续。     

赵启光 为美国学生讲《道德经》

赵启光是一位老师,更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在美国用英文给外国学生讲老子的《道德经》和中国文明,并多次带美国学生未中国的大学切身体验并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他说：我的哥哥赵启正做的是政府层面的外交,我做的是民间外交。     

冷战体制下日本国家软实力的展开及其问题——战后日本的亚洲经援外交

以《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同盟为基础形成的日本战后外交,由于缺乏独立的军事政治硬实力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支撑,不得不走一条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路线。这种"经援外交"以由远及近的方式先后实践于东南亚、东亚和东北亚,构成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亮点。然而,《旧金山和约》之单方面媾和的性质隐蔽了殖民侵略的罪恶历史,并使亚洲的"战后处理"推延到冷战之后。日本亦在推行亚洲外交过程中,有意避开了"历史"问题,这成为阻碍其深入展开的要因,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经援外交"也暴露出缺乏文化理念和普世价值而未能充分发挥应有力量的不足。文章将在冷战体制大背景下,阐述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历程,并检讨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等的辨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