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七年文学"教学的再思考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是无法回避的。文章结合当前的文化语境对“十七年”文学教学做出了一些思考,从思潮、作家、作品三方面探讨教学的可能性,以使“十七年”文学教学既能摆脱以往的政治史模式,以审美、客观的态度去观照“十七年”;又兼顾其特殊的历史环境。     

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众多参与讨论的文章中,一个常见的思维模式是从"有"与"无"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最常见的提问方式是:十七年文学具备现代性品质,或十七年文学并不具备现代性品质.而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文学应当兼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探讨这个问题最终只能导致一种"不见"与"遮蔽".十七年文学中健康的颂歌文学可以纳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范畴;而对作家个性的压抑和对人物主体性的排斥则具有明显反现代性的特点.在后者身上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封建文化的烙印.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到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十七年文学"存在意义的再探寻

"十七年文学"由于过度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呈现出模式化、简单化的情形,从而引发了学术界普遍淡化、忽视、否定这一时期文学成绩的"空白论"主张。本文从文本出发,用细读的原则,对一直被否认的十七年经典文学进行梳理,并从平民意识、知识分子启蒙意识、作家主体意识三个方面入手,探寻这一特殊时期文学的价值。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政治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文学政治化压力之下,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备受打压,但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对人道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丰富了＂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论"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创作倾向

时代造就文学.建国后,中国的社会迅速发生了重大变革,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作为描写生活、反映生活并推动生活前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十七年"中,女作家同男作家一样,把笔触伸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城,采用各种文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虽然不像"五四"时期和八、九十年代那样形成中国女性文学的高潮,但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从杨沫的《青春之歌》、草明的《乘风破浪》、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等的知名度之高和影响度之大便可知之.     

近年来"十七年文学"受到重视原因探析

对"十七年文学"从不同角度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十七年文学"在当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中国经济文化环境影响到了研究者的心态有关.部分理论研究工作者已放弃对西方文化价值立场的过份认同,转而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十七年文学"中所蕴含的民族性的东西正好契合了研究者的这种追求."十七年文学"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还与"十七年文学"在当时拥有的读者群广大,在文学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有关.     

延续与反拨——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关系之我见

在近年的文坛上,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复杂存在。对其时限、性质及与五四文学乃至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关系的界定一直未有定论,尤其是关于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有人称新时期文学是对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断裂甚至反叛,亦有人指出其应是一种对文革二元论的隐性回归。本文试图采取相对客观的态度,立足于文学的真实,对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的关系作一梳理与探讨。     

现代性审视与历时性勾勒——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母爱主题和儿童教育》

翟瑞青教授从教育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有多年了,这一研究不仅角度新颖,而且颇有深度,我早已有所关注。她新近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母爱主题和儿童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她学术思想的一次清理与总结。我读后颇有一些想法,写出来与大家共享。     

我们怎样对当代文学说话--评刘克宽《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是一部富有开拓性的文学研究专著.她以文学发展的历史客观事实为依据,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基本视角,在历史的政治逻辑、文化法则相连通的语境中对研究客体作开放性的把握与思考,从而使"文学性"含量不高的"十七年文学"话语实践获得了空前的丰富性.作者摒弃了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观念和模式,而立足于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角度对"十七年文学"进行时代性反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同时,积极、合理地吸纳了包括新历史主义在内的多种先进的文学理论,既破除了陈旧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模式,又避免了新的狭隘和偏执,成功地完成了双重超越和突破.     

试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基本精神。儿童是在游戏中长大的，喜欢游戏是儿童永恒的天性，也是儿童原始状态心理的直接显现。游戏在儿童生理、心理和认知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游戏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儿童文学要想迎合儿童的审美心理，得到广大儿童读者的认可，就应该把“游戏精神”放到儿童文学的重要地位上来。     

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雄化特征——以王汶石小说《新结识的伙伴》为例

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普遍倾向于雄化,这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传统女性到新时代女性规范的一种转变。而这种带有雄化特质的新型女性规范正是革命所带来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解放的成绩,但也以牺牲女性特质为代价,同时也将女性推入了另一种审美局限之中。文章以王汶石小说《新结识的伙伴》为个案,分析了新时代女性雄化规范的利弊。     

幼儿文学与幼儿发展--幼儿师范学校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与构建

幼儿文学课程需要突破单一的文学视野，且应更多地从学习者的需要、教师与学生的主体闯性出发，定位于幼儿文学与幼儿发展的结合上。幼儿文学课程的构建需要把握住文学是“人学”的特征，与心理学、教育学有机结合，从幼儿的发展需要来选择内容，从学习者的需要采设计教学过程。     

消失的“风景”线——十七年（1949—1966）乡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

风景描写是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表征之一,但现代乡土小说发展到十七年（1949—1966）却发生了变异,风景开始隐匿,即使在孙犁、艾芜等这些向以抒情写景闻名的作家笔下,风景的呈现更多伴随于旧人旧事,在现实时空中却付诸阙如。写景即写入,消失的风景线从侧面说明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的异化。     

解读十七年文学史中的宏大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走向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启动,中国作家的心中普遍涌起了一股将历史叙事纳入到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激情。正是在这种激情的支配下,颂赞新社会、新政权,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文学便凸显为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文学。十七年时期的一些作家主体在通过宏大叙事确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一种伟大变化的无形统一”过程中,又彰显出一种历史决定论思维。     

近二十年国内学前幼儿混龄教育文献综述

学前期混龄教育是近年来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通过对1994-2011年近二十年的期刊文献进行内容的仔细梳理,从混龄教育的价值研究、课程与教学、环境创设、教师的学习与专业挑战及混龄教育的支持系统等方面进行综述。研究认为,混龄教育将会对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未来混龄教育的课程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孙铭勋乡村幼稚教育实践与儿童文学教学

孙铭勋,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其生活教育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他在解放前从事中国乡村幼稚教育的教育主张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承担高校儿童文学教学。孙铭勋的教育人生体现了平民教育思想,始终坚持＂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文章提炼出孙铭勋教育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做法,对当代幼儿教育与儿童文学教学具有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30年

“文革”之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家深感责任之重,写出了“左”禁锢对是非的颠倒、对童心的戳伤。上世纪80年代,民族儿童文学转向儿童多样的审美心理需要,更重视新时代少儿形象的个性刻画。上世纪90年代,作家们从新社会形态来观察和感觉民族生活的变迁,使民族儿童文学表现范围明显扩大。本世纪,面对全球化,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却以冷静的目光审视社会前进,作品呈现出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探求。现代性其实就洇透于民族性中。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