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熹的文道观

朱熹在其理气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文道合一"的文道观.他主张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来.但他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道比文更为重要,道是决定的因素.他的这一主张给予文学以一定的地位,从而完善并修正了此前理学家的文道观,显得更为通达和精致;但他过于偏重道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伦理道德作为评价文章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这表明了朱熹的文道观仍然是一种理学家的文道观.这一文道观对后世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限制了朱熹自身的文学成就.尽管如此,朱熹仍然是理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作家.     

章学诚历史文献学思想浅探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其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目录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巨大贡献,学界多有论述,而有关其历史文献学思想却缺乏系统论述。文章通过分析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起源、范围、类别三个层面,对章学诚的历史文献学思想略作梳理,以求正于方家。     

文道并重:苏轼的文道观

苏轼推崇韩、欧散文,继承了他们的文论思想．但又有很大的独创性。他主张文道并重,其基本内容是“有道有艺”、“意为文之要”、“文以述志”。他肯定文章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他所谓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整个事物的客观规律,认为“道”要在实际生活中去体会。没有固定不变的教条。所以他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浅谈欧阳修的文道观

“道胜文至”是欧阳修古文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然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非以道代文,实际上是一种文道并重的观念。此理论促进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顺利进行,并对后世文人的创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韩白关系略论——以文道观为中心

韩愈和白居易之间的私人关系一直比较模糊,令人费解。文章通过挖掘韩白两首同韵诗《北极一首赠李观》、《酬张十八访宿见赠》中涉及韩白关系的内蕴,发现韩白交情疏淡。实在是由于二人性格、趋向不同所致。而由此引起的两人哲学思想、政治观念、诗学观念之差异,则是韩白是同陌路的坚硬障壁。在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上,韩愈昌明道统,希望通过提倡古风来扭转谬戾浇薄的世风,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并在其文章中反复申述道德仁义的思想;而白居易则显得更内敛,他以自己的行为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知足不辱的范型。在诗学观念上,韩白两家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复古,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昌黎复古,复其神,求其变;乐天复古,复其形,守其制。二者一主神似,一主形似,两水中分,判然各异。韩白诗学思想之迥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尤者则是韩白二人各自独特的趋尚以及两派成员之人生经历及好尚。     

论宋代“文章之士”的文道观

宋代的"文章之士"与其它士人群体一样热衷于对文道关系的探讨,但其探讨文道关系的重点集中在文的独立性与功用性,意在强调文存在的合理性。     

论苏轼的文道观与宋诗的个性化回归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强调"道"的本源作用,以重构道统文学的统治地位为矢的.宋初复兴儒学的"道统"运动,扛着尊韩之旗帜,旨在摒除晚唐五代柔弱浮靡诗风的流弊,强调为文的经世致用的教化功能.在"文"与"道"之关系上,突出"义理"、"心性"的探求,在其发展过程中,忽略"文"的作用,矫枉过正,其理论渐趋沦为枯淡乏味的说教.苏轼脱离道统文学观之桎梏,认为文学有其独特价值,其"因文求道"论是对道统文学观的反拨与矫正,使文学回归于个性化创作道路.苏轼对文学的个性化认识具有突破儒家狭隘范围的意义,对于引导宋诗的个性化回归起着积极的作用.     

论孔子思想体系中“文”与“道”的关系

孔子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教育来传递的,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他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文),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及贵族的威仪(礼),有艺术修养(诗、乐),并特别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行),即"道"的养成和实践。     

对刘勰、韩愈、章学诚《原道》的比较阅读

“道”是古代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范畴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诸子对“道”已是莫衷一是。孔子与老、庄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的刘勰、中唐的韩愈、清代的章学诚都有一篇《原道》传世 ,表现出他们在各自时代背景下独特的思想倾向。     

元代金华学派“理流为文”考

元代理学最重要的特征即"朱陆和会"。金华理学作为元代理学中的重要一脉,充分体现了元代理学"朱陆和会"的特点。其"理流为文"的过程为:金华理学自"北山四先生"之一的许谦时,已有流而为文的趋向;柳贯、黄溍以逮宋濂、戴良等人在流为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学虽流而为文,但理学之影响仍在,只是"文显道薄"。造成这一变化的最深层原因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人心态的变化。     

嬗变中的通达--张说文学思想管窥

张说作为初盛唐过渡时期的文坛领袖，以他既重风骨又重文采的通达文学思想，既不非薄古人又能正确对待今人的公允平稳的文学批评态度，影响了开元文风，对盛唐文人的文学观念、文学风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格式塔视野中的“文以载道”说

“以载道”是中国古代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中国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传统的以载道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的发展。从格式塔整体观出发来解析以载道，就学的整体来说，学内部的诸因素的整体也必定大干它的部分之和，因而学能呈现出字以外的东西。“道”不是外在于学的东西，而是一个格式塔意象。     

从出土文献论《老子》的“道”与“德”

近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老子》的出土文献,为老子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从出土文献来看,《老子》上、下篇的划分并非是依据其思想内容确定的,其八十一章的分法亦是后来形成的。老子以＂道＂为其思想的核心,阐发了＂道＂与＂德＂的关系是体与用、隐与显的关系。《老子》第三十八章提出的＂下德＂即＂仁、义、礼＂,仍属于＂德＂的范畴,只是未能像＂上德＂那样完美。     

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述评

陶行知以他的远见卓识睿智地指出教育的宗旨是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他的思想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他的一系列关于创造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开展创新教育,革除应试教育痼疾,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仍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一枝奇葩——唐弢杂文艺术

本文试图通过对唐的杂文作品的阅读、分析、研究,探讨他的作品的思想性、战斗性、艺术性,进而使我们加深认识这位特殊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我国现代文学及文学评论的贡献。     

论张炎对陶渊明之接受

张炎通过引用典故、采纳意象、选择字词、安排章句等手段,将陶诗的风格意蕴嫁接到自己以周邦彦、姜夔词风为原素的创作中来,从而形成自己别树一帜的词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清空"的审美要求。     

试论陶渊明思想的矛盾和发展

陶渊明不是纯粹的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他通过对荣子期、张挚、疏广等许多历史人物的赞美,描述隐者的高尚情操,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历史的印证,同时宣传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思想。在《归园田居》、《归去来辞》等作品中,这种思想表现得尤为显著。因为他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与农民有些接触,所以写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诗篇。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懑凝结为充满矛盾的诗篇,例如《杂诗》之八、《饮酒》,他鸣出了心中的不平之后又不得不作“既醉之后,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的申明;喊出“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的呼声。     

道

《道德经》中的“道”应该如何阐释?见仁见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是宇宙中最根本的物质。     

章学诚:“道”的探索与历史编纂的革新

章学诚一生精于辨析史书体例,自信"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他勇于开拓、革新的力量源泉,乃在于哲学上有极高的造诣。《文史通义》中《原道》诸篇,是其哲学探索之结晶。其精髓,是他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根本法则性的"道",是来源于社会实践,"渐形渐著",不断演进发展的;应当摒除"道"是"天纵之圣"头脑中所固有、"六经"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一类陈旧观念,而确立"道"是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正确观念,勇于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开发出新的"道"。因此,他正确总结了两千年史学的演变,中肯地批判"正史"末流墨守成规造成的严重积弊,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其主张,对于20世纪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后现代视角看文史关系

文史关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关系到历史创作的基本方法和史料选用.近代以降,对文学的史学性探讨日益受到重视.梁启超等史家对文史关系做出了诸多阐释,开启了史学创作的新天地.细究其互涉关系,文学可补史学不足,史学离不开一定的文学创作方法.而在后现代视角下,文学还为历史改革提供了可供批判的新范式;在文化再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中,也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