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刘秀奇兵捣虚战昆阳

原文: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 译文:古时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使敌人前后部队不相策应,主力和小部队不相依靠,官兵不相救援,上下建制失去联络,士卒溃散难以集中,对阵交战阵形也不整齐。 战例: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刘秀是反新莽起义的地主领袖——与高景新同志商榷

高景新同志的《也评刘秀在西汉农民起义中的历史地位》(载《辽宁大学学报》84年第4期,以下简称高文)认为:刘秀较早起义,主动联合并领导了农民军,为推翻新朝的反动统治而战,功绩卓著,是位农民起义领袖。这也是近年好些论者所持的观点。我认为不尽妥当,刘秀反新莽的进步行动和积极作用,确应肯定,但无须也不应冠以农民起义领袖称号。现就高文所论,谈些看法。高文说,刘秀的反莽行动“完全证明了他是同广大农民站在同一立场”,“站在一边”的,是为农民阶级利益而战。这个论断和新莽末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的实际并不相符,因而是不准确的。王莽新朝统治末年,阶级矛盾固然是主要的,却不是唯一的,地主阶级内部也存在矛盾,而且,由于新莽政权具有很强的集团性,这种矛盾更为普遍与激     

释“野人与之块”——兼与王忠贤同志商榷

《左传·(?)公二十三年》云:“(晋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高中《语文》第二册给“与之块”作的注释是:“给重耳泥块、一说,举起土筐(盛食物的)给重耳.”两说并存,孰优孰劣,何去何从?我们同意第一说:野人给重耳土块,但不是用土筐,而是用食器,如箪之类.理由有四:     

试论刑侦中的回溯推理——兼与朱武同志商榷

刑事侦破中的逻辑推理,是在勘察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以已知案件事实或科学判断为前提,应用正确的推理形式,达到侦察破案的目的,即从已经的结果,推测原因或推论理由。它涉及到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当然也就会有区别于形式逻辑的新特征,这就是刑侦中推理的“回溯性”。但是因为客观世界中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回溯推理”又有“必然     

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

本文循着从教育属性到教育的质再到教育本质的认识路向,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遗传的方式或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积淀相统一的观点,并论述了发现和确立这一教育本质观的重大意义。     

教学就是教书育人——兼与某些同志商榷

(一)传统的教学观念必须改变研究教学的概念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教学,即教学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全部教学论的核心问题,对教学实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制约着对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环节的认识,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学理论体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在从体制改革入手时,“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万里同志去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只重视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思想和灌输式的教     

正确认识剩余价值范畴——兼与王文臣同志商榷

王文臣同志在贵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发表了《剩余价值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他论证的逻辑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共有的概念;→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一般”并没有剥削;→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范畴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剩余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范畴。(参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对王文所持论据和结论,未敢苟同,谈谈个人看法以商榷。     

量词重迭之类——兼与宋玉柱同志商榷

<正> 这里说“量词重迭之类”,意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量词重迭的两种同形异质现象,以及牵涉到量词的词其他语重迭形式。 今年四月,我修改完了《从名词重迭说到数量词重迭(现代汉语词语重迭新探之一)》。那篇文章,有关数量词重迭部分,涉及宋玉柱同志的《关于数词“一”和量词相结合的重迭问题》(《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以下简称     

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李白是否到过南岳,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刘祯祥同志《李白、杜甫到过南岳吗?》(注)认为,李白来到过南岳。我们认为,李白是到过南岳的。本文拟就李白的诗文和有关资料,探     

论马克思之成为马克思──兼与朱宝信同志商榷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在其早期成熟的哲学著作中完成的伟大发现和理论创新，它的产生体现了时代的发展赋予的理论课题的要求。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时代课题的历史重任，在于他经历了对旧的思维方式的一系列质的突破的过程，并借助他在实践观的研究上取得的理论成果，架设了一座由认识论通向科学历史观的桥梁。本文以此与朱宝信同志《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性质和特征》一文的观点商榷。     

也谈古典诗歌中的比喻——兼与姚文革同志商榷

姚文革同志在《古典诗歌中的比喻例谈》(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上])文中,对古典诗歌运用的实例,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解析,使人深受启发。但对作者在该文中表明的某些见解,笔者却有不敢苟同之处,写作本文,一方面,同姚文革同志商榷,一方面也是求教于语文同行和大方之家     

谈谈中学微分学中的导数概念——兼与叶美烈同志商榷

从今年起,中学数学开始讲授一元函数微分学,这是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这样,将使中学数学,无论就其深度或是就其广度而言,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它也对广大中学数学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正确理解中学微分学教材,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教好中学微分学。中学微分学,即中学课本中的微分及其应用部分,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能象高等学校的有关教材要求那样高,涉及面那样广。但它是高等数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讲述的概念、性质     

再论素质——兼评洪宝书同志之《商榷》

一现代化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归根结蒂取决于现代化人的自身素质.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提高民众素质的问题,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与此相适应,当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应该是以发展和提高人的良好素质为宗旨,研究相应的教育内容,措施和方法.我在《教育研究》1988年第6期上发表了《论素质》一文,此后收到一些同志来信求答和赐教,《教育科学研究》1988年第4期也转载了拙文.《教育理论和实践》1989年第1期又刊登了洪宝书同志与我《商榷》的     

也释“垂天之云”——兼与杨琳同志商榷

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第四册(试验修订本·必修)收有《庄子·逍遥游》一文(节选)。《逍遥游》开头有一段话描写鲲鹏之巨大,其文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何谓“垂天之云”?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晋人崔(?)云:“垂犹边也,其大如天一面云也。”近人蒋锡昌《(逍遥游)校释》云:“按《说文》:‘垂远边也。’俗书边垂字作‘睡’。《广韵》:‘唾,边     

教育的产业性不容置疑——兼与王晓辉同志商榷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任何国家都要保持各行业在发展上的平衡。但如何保持平衡,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其基本策略是从中观的产业经济层面入手,建立产业间合理的结构性联系。但具体将哪种产业置于产业结构中什么层次和什么地位,主要取决于当时对该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要遵循各产业特性的要求,同时也要着眼于调整产业之间不同特性的联系方式与手段。王晓辉同志(以下简称王)在《教育研究》1999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教育产业属性的质疑与探讨》一文,很值得从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的层面上进行反思。什么是产业性?教育有没有产业性?教育的公益…     

中学生作文应该虚构——兼与邓汉民同志商榷

《语文教学与研究》86年第9期载有邓汉民同志《中学生作文可以虚构吗?》一文,就全文的论证过程看,作者所要阐明的不仅是纪实性的文章不能虚构。而且认为整个中学生的作文都不能虚构,都要加以严格的“束缚”。对于这些意见,以及作者对“写文章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这一原     

畲族婚俗杂说——兼与陈华文等同志商榷

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古朴而特突的婚俗就带有鲜明的历史痕迹,如简约大方的“行嫁”、以喜作忧的“哭嫁”、礼节繁复的“大户嫁”、搜求考察的“借镬嫁”及双方默契的“抢亲”等。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引起许多涉猎者的兴趣,仁者智者纷纷撰文,各有所见。有的认为新娘的红盖头是姐弟结婚的“遮羞巾”,也有认为婚礼中的对歌是为了抵制“初夜权”,陈华文同志则把各种婚嫁类型一概视为“掠夺婚的变异仪式”,且是浙江温（岭）黄（岩）平原汉族直接影响的产儿。他的《古老的文化姻缘——畲族赤郎习俗与洞房经比较研究》一文,笔者认为有商榷的必要。畲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使其各个支系的生活环境、经济基础和对于文化传承的变异及结婚对象的条件各不相同,各自采用的方法、形式有所差别,不能以简单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从纵向看,畲族婚俗从古到今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一成不变。只有对不同的婚俗仪式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才不致于在变色镜中看“万花筒”。     

稼轩体浅论——兼与施议对同志商榷

“体”即风格特征。稼轩体即稼轩词之风格特征。“形神兼备”谓之体,稼轩体正可作如是观。或日“形神兼备”乃艺术之普遍特征,但稼轩体自有其独特之形与神。就其“形”而言,稼轩体既能在词域内博观约取,集众成一,又能以古诗文为词,大量用典使事,还能把目光转注于民间俗语;观其“神”则是:稼轩体之英雄语豪而不放,妩媚语婉而不浮,闲适语闲而不适。总之,稼轩体之构成是其表层之表现形式美与深层曲折含蕴美的结合;是直觉印象之“面”和深层印象之“味”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