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界定及其走向

在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人的活动引起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伦理不是在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中直接发挥作用的伦理，而是人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的伦理。环境伦理学，就是针对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从伦理方面给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性以根据的理论，其核心理论一直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派系，即“人类中心主义”环境理论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理论观。可持续发展当是两种对立的环境伦理观走向融合的理论归宿。     

身份·困境·选择:《狼行者》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作为“爱尔兰民间故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狼行者》讲述了猎狼者之女萝宾在森林中意外成为“狼行者”,并与同样可以变身为狼的女孩梅芙合力拯救狼群的故事。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视角出发,影片围绕人类猎杀狼群的伦理线对“狼行者”这一伦理身份及其所处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进行解构,从而剖析出叙事背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共同体伦理观:天地万物本为一体,人类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之探究

生态伦理学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探究生态伦理发展轨迹,其价值维度经历了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其实质是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态伦理观。这种生态伦理观的建立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尤其具有现实性,它既是当今时代的生态要求,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和谐文明论纲

工业文明即将终结，拯救人类的唯一文明形式无疑是和谐文明。和谐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人类融通，“天人合意”。和谐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是和谐文明的生态基础；和谐生产力是和谐文明的生产力平台；和谐发展是和谐文明的基本发展模式；和谐伦理是和谐文明的主流伦理观；和谐教育是和谐文明的支持系统。     

科技伦理学:难以成"学"的"科学"

“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是以“科技本身存在伦理问题”为前提条件的，而“科技本身存在伦理问题”本身又是有问题的。它抹杀了伦理的阶级性质；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间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因此，我们只能说：“科学伦理学”，它是一门难以成“学”的“科学”!     

天台宗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从动物权利论伦理到生态伦理

佛教天台宗含有丰富的伦理思想，智顗的“十界互具”本质上是动物权利论伦理观；湛然的“无情有性”说本质上是生态伦理观。当我们把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伦理和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伦理与智顗和湛然的伦理观同放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纵轴线上加以比较考察时，不难发现，它们都属于非人类中心论(或泛主体论)伦理观。并且后者方佛是前者的回复，是高级的回复，正好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伦理学是利益均衡之学

伦理学与道德学不同,它是协调人伦关系的学问,而人伦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利益关系。利益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由人的活动实现的满足主体需要的客观存在,它是伦理学的客观基础。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利益,其核心问题就是正确调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共同体）利益的关系。这种调节不是简单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而是以利益正当性为标准,实施双向调节,这是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利益关系的调节常有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伦理的等方式,这些方式相比较而言,经济的方式注重利益的最大化,政治的方式注重利益之上的权力干预,法律的方式注重合法权利的维护,伦理的方式注重社会利益的大体均衡。均衡是一种伦理的境界,更是一种调节方式,其调节的特殊性在于,由“有利方”或“多利方”向“不利方”或“少利方”平衡,从而避免“穷者更穷”“弱者更弱”。利益均衡的伦理目标是和谐,和谐是伦理学的价值追求。这种追求虽然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但绝不是空想或幻想,而是基于实践理性可行动的战略,有自身的“所指”与“能指”,这就是全面的和谐、相对的和谐、手段的和谐、过程的和谐,这本身构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也是伦理学的宗旨与境界。     

中国古代和谐观的文化还原

本文主要从审美发生、哲学基础、伦理学内涵等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和谐观进行了文化还原。和谐是从远古初民生理快感中挣脱出来的审美意识；作为一种美学观，它以“中”为正确的方法论原则，以“和”为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中和之美”为主要审美形态；作为一种伦理观，它以天人合一的最高目的论原则，以美善真统一为基本价值取向，以情理结合为典型的艺术形态。通过文化还原，中国古代和谐观实际上是一种以正确性原则为内在精神的具有素朴辩证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普遍的和谐观。     

论生态和谐伦理

生态和谐伦理源于生态环境恶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危机，土壤退化，酸雨问题，物种濒危，声、电磁波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是当今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系列伦理问题。施韦兹“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卡逊的尊重自然伦理学、辛格的解放动物的伦理学、丸山竹秋的地球伦理学、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构成了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苏宝梅等的《和谐伦理学宣言——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在梳理了生态伦理的种种形态后，明确提出了和谐伦理学。和谐伦理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生态和谐伦理是和谐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和谐伦理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而发展生态和谐伦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间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二程对儒学哲理化的论证

学的完善实际是其论证方式的完善。二程提出“天理”第一次触及宇宙本体，并使之与人性论和伦理观三糅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伦理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使其论证更加完备，从而，为封建等经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构筑了理论根据。     

科技伦理"全员"论:想象的主体想象的活动

撇开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撇开特定的社会历史形态,一些论者把科技伦理定义为全体科技当事人服务于全体人类。这种科技伦理“全员”论只不过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等于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把社会历史因素存入了“括号”之中,充其量只是谢林的“理智直观”或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超现实、超历史、超阶级、超国家的科技伦理只是一种主观的虚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科技活动及其异化、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取向的“单向度”性,决定了科技伦理“全员”论不但是“认识论的贵族主义”,而且是“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唯物主义的科技伦理观的科学性就在于:从科技活动的现实出发、从现存的社会历史形态出发,去说明和解释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及其伦理蕴含。惟其如此,我们的科技伦理学才能立足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不但帮助人们“解释世界”,而且指导人们“改变世界”。     

试论生态伦理观

生态伦理观的出现是人类向“新意识过渡”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现代哲学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是伦理学的新突破，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它要求确立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尊重生命和自然界。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伦理观及启示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伦理观是以一种以主观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教育管理伦理观,它反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观所秉持的“价值无涉”的伦理观点,认为教育管理乃是“价值关涉”的,并不可能保持“伦理中立”。尽管人文主义教育管理伦理观的哲学基础决定了其并非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伦理观,但其关注组织中人的因素,认为不能离开人来谈论组织的管理和决策,强调重视人的价值和伦理理性及人的非理性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对当前的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邓小平的国际政治伦理观及其延伸思考

国际政治伦理追求国际政治的向善之道,邓小平的国际政治伦理观中所蕴涵的“和”性伦理．责任伦理、正义伦理是国际政治关系不断走向和谐的重要理论基础,应该认真梳理邓小平的国际政治伦理观。当然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还应该对邓小平的国际政治伦理观进行延伸思考,才能更好地促进和谐世界的真正构建。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力度不断加大,结果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谋求人与自然的长久、和谐共存.科学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伦理观,吸收其思想精华,深入领会中国长久以来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实质,构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这种生态伦理观的建立,现实性与可行性兼备,它既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自我救赎之途径,同时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管窥老庄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契合

老庄哲学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底蕴,其“自然”、“无为”、“知和”、“知常”、“知止”、“知足”的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有许多契合之处。老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代人类战胜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视角,对西方环境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不少西方学者建构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老庄生态伦理观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应该在今天的科学背景下加以完善,以对人类拯救环境危机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伴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到来,形成了平等、和谐、共生的全新生态伦理观。我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这与当代生态伦理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医学正是在朴素的“天人合一”生态观的指引下,形成了“人体阴阳五行说”、“自然诊治”、“自然保健”等一系列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对人类健康及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历程

阐述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三种伦理观，指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和自然中心主义伦理观的不足和缺陷；只有可持续发展伦理观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公平与和谐才是我们应该实践的环境伦理观。     

责任伦理：信息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后人类归途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理性支配的边界空前扩展,与科技密不可分的“后人类时代”已来,也使得推崇理性至上和人类中心的现代人本（文）主义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教育领域呈现出一种强调自然、未来和科技发展的趋势。信息化为人类道德发展注入了时代特点,伦理学开始向后现代伦理学转向,赋予了责任绝对律令的地位。在此背景下,道德教育需关照社会持续发展和整体生态发展维度,遵循责任伦理的伦理方法。旨在培养学生良好责任品质的责任伦理教育是信息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后人类归途,它可以矫正忽视后果与实践的传统伦理教育范式,运用“帕累托最优”适应道德教育的后人类发展趋势,也能通过内驱力激发与不良行为控制实现道德教育的后人类发展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