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道”、“政”之间的传统史家权力－以刘笑几为中心的考察

本以唐代名史学家刘知凡为中心，探讨了传统史家权力意识的历史和化根源，着重分析了史权与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势力间矛盾冲突的原因和表现，同时也对这种史权意识在刘知几身上的特殊表现了作了一定的探析。     

论刘知几的正朔观、华夷观及其向名实标准的转换——以《史通》为例

争正朔、辨华夷是中国古代史书写作的一大特色。作为史学理论家的刘知几亦难逃其影响,但《史通》相关篇章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非但不囿于传统,且与之颇有歧异。细加研究,方发现刘氏对此问题一直在思考、反省和探求。依笔者所见,刘知几更倾向于用名与实是否相符的判断标准来考察、评价历史与史著。     

刘知几“弱冠及第,射策登朝”考辨

《史通》中,刘知几自言"弱冠及第,射策登朝",两《唐书》对此的理解有很大分歧。当代刘知几年谱相关研究结论有三:一是认为刘知几于永隆二年(680)进士及第;二是认为其后在京师任职数年后到获嘉任主簿;三是进士及第后又在长安和洛阳游学读书。实际上,知几及第在开耀二年(682),及第后即赴获嘉任职,任职后又去洛阳游学。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虚倾——兼论中国古代的“道”、“治”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是虚倾的。其政治理念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在实践上是虚而不中用的。由此产生了“道统”与“治统”的矛盾     

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 ——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

刘知几《史通》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系统小说观念的学术著作。他以史学叙事原则规范小说、否定小说的独立文体地位，却在事实上促进了小说理论的发展。他将“偏记小说”分为10类，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小说文体的精细辨析。他总结的小说文体弊端，说明了小说独立的文体特征。这些都在实际上为唐代小说的文体发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略述刘知几《史通》的文史观——兼析其形成原因

刘知几《史通》,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他提出许多具有代表性、专业性的观点和认识,总结中国古代史书编撰的理论和方法,其中不仅有“实录”“简洁”等史学编撰理论的探讨,也有文史关系的阐述。此书一直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史学专著之一。     

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从贵州安龙现存永历政权的遗物谈起

将中西史料以及作者在贵州安龙发现的南明永历王朝与天主教遗物结合,集中论述了明清耶稣会士上层传教适应政策及其活动的过程与特点,认为从其同政权上层建立关系起步,到卖力介入王朝军政要务,却落败于封建专制政统,均由于"貌合神异"的原因,因而耶稣会士的基督教"道统",不仅无法适应中国封建专制政统,而且也无力抗衡封建专制道统.     

清代开国政权意识形态探析——以清太祖、太宗正统观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开国之初,努尔哈赤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在思想舆论上也公开质疑明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努尔哈赤宣扬天命正统观,以证明其反明行动合乎天意,所建政权具有合法性。这一观念对统一女真各部和与明争夺辽东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其思想观念的僵化也对后金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继努尔哈赤而登基的皇太极,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宣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皆受天命保佑观念的同时,更加重视得道者天命佑之、失德者天命弃之的正统观,积极奉行德政。皇太极最终完成了后金政权意识形态与儒家思想文化的链接,为其最终获得以"道统"为标志的文化象征力奠定了基础。     

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改革

本文简要论述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借鉴因素及其不利条件,以期能更好的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条件。     

政治参与对政治合法性危机克服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公民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以及具体的感受对现存的政治体系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获得。而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对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权力论:黄宗羲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复归与突破

黄宗羲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转型期,以三代之治为参照,提出了自己的权力论.创造性地重构了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权力必须具备公共性、有限性、流动性、分散性、自治性、自足性等特征,完成了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的复归与突破.     

论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贡献

《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是刘少奇论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文献。在这篇讲话中,刘少奇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生命线＂,是为实现党的特定历史阶段任务及最终目标服务的根本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握方向原则、求实原则、渗透原则和民主原则,发挥好宣传部在宣传马列主义中的组织领导机关作用,处理好与中心工作的关系,提高马列主义教育者的素质,依靠广大先进分子开展教育,做好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工作。     

全球政治伦理的可能性及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发展趋向

全球政治伦理在世界各政治文明形态的比较中发展 ,在多元化与一元化 ,普世性与本土化、区域化辩证统一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全球政治意识伦理”。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发展 ,既要纠偏西方现代性启蒙心态的政治伦理的一元强求 ,又要反对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全球化对中国当代政治伦理发展具有双重影响 ,我们应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     

略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legitimacy)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就是民众对执政党或政府的自觉拥护、支持和认同.合法性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的根本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历史考察,可以概括出不同历史阶段上其合法性的主要表现为:革命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点基本的历史经验.     

论元好问的隐逸思想

金代文宗元好问的隐逸思想一方面是受儒经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经过曲折的生活际遇逐渐形成的，是一位时而仕，时而隐，仕也隐，隐也进的特殊的爱国主义隐者。     

论永州时期柳宗元的诗作和思想

永州时期的柳宗元,创作了70多首写景抒情诗。这些写景抒情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为触景生慨,后期则渐次融情入景。这些诗作正好反映了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感情,前段主要表现为“惴?”不安,后段则表现为“忠而被谤”的怨愤。     

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本倾向与普世关怀

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以“中庸”为最高理念，贯之以“仁亲民”的政治主张、“智好谋”的政治素养、“勇知耻”的政治风范为主要脉络，这些可以透过儒学经典中关于“仁”、“智”、“勇”天下三达德的阐释来加以体认。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中西”之差隔，抛弃“体用”之争辩，儒家政治伦理的精髓作为深厚的化资源仍有其强大生命力，不仅完全适用于正在缓慢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国社会，对于相对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来说亦可从中获得启示。     

政治权利、现代性启蒙与政治文明的逻辑重述

权利意识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认方式,它确证了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推动着世界秩序的“解咒”与“祛魅”,不仅于此,在制度层面上,政治权利是公民社会与现代宪政制度的价值基础与基本元素,推动着政治体制“理性化”的完成。梳理权利理性在西方社会现代性转型中的境遇,对于构建东方国家政治文明,同样具有重要借镜意义。